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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生产力难题

发自伦敦——一直以来,所谓的生产力难题都困扰着各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们:当前的每小时产出显著低于(如果2008年前的增长趋势持续)所应该达到的水平。这些数字在经合组织国家中相当碍眼,而英国尤甚。当然经济学家早已对此提出了许多精妙的解释,但仍然没有一个能具备足够说服力以达成共识。

据英国国家统计署统计,2015年法国的每小时产出比以前正常趋势增长率下应得的产出水平低了14%。美国低了9%,德国低了8%,但两国已经是发达经济体中表现最好的国家了(尽管只是相对而言)。如果这个新的较低增长率持续下去,到2021年美国人的平均收入将比自1945年以来保持的约2%的年度生产力增长率下的收入水平低16%。

而英国体现出的是关于该综合征的一项特殊慢性症状。2007年英国的生产率比经合组织的平均水平低9%,到2015年,这一差距扩大到18%。令人震惊的是,英国的每小时生产力比德国低35%,比美国低30%,即便法国人都可以在周五休假的情况下达到英国工人一周的平均生产水平。由此看来,除了影响所有发达经济体的因素之外,英国的管理尤为薄弱。

人们已经认识到促成该状况的一些因素。在金融危机及其余波期间,虽然银行的资本重建遏制了新贷款的发放,但超低利率使一些企业得以幸存,于是它们的管理层选择留用员工,尽管因此会拉低回报。

另一方面,生产力更高的新创新企业却面临着难以筹集增长所需资本的局面,所以它们要么选择停止扩张,要么选择用劳动力取代资本的方式来实现扩张。换句话说,低利率让那些负债累累的僵尸企业得以苟延残喘,从而拉低了生产力水平。

英国央行已经承认这方面的有所取舍,如果能在危急恢复阶段将利率上调至危机前水平,英国的生产力水平将比当前高出1~3%,但问题在于他们无法接受因此产生的后果——收入增长放缓和失业率上升。

这个论点现在已经超出了银行体系,扩展到了资本市场本身。中央银行的批评者声称,大规模量化宽松政策推动下的持续低利率政策使得资产价格普遍无差别上涨。这不仅对财富分配产生负面影响;也降低了资本市场将高生产力高潜力企业和其他本应破产企业区分开来的能力。根据这一观点,这场大潮让某些不适合航海的船只都漂浮起来了。

这个论点有一定的解释力,虽然其没有解释高薪资产管理人员的附加值,以及这些人的投资是否只是基于货币政策对相对价格的影响,而毫不关心个别公司的策略和绩效。但是该论点引出了一个关键问题:央行应该怎么办?

为了提高生产力,是否就该提前收紧政策,让那些弱势企业一命呜呼?英国央行已经给出明确答复,其他主要中央银行也都回答了这个问题:他们可不这么认为。

一个解决问题的较佳选项可能是让市场监管机构更大力地动用手边的工具。在这些机构眼中,对投资者的保护要比其所监管市场的分配效率更重要。保护投资者固然应当,但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尤金·法马(Eugene Fama)指出的那样:“资本市场的主要作用就是分配经济资本存量的所有权。”

专注于这一目标的监管机构会在监督信息披露透明度方面特别严格,并将努力促进企业以及投资者之间的激烈竞争——后者对这一目标的实现极为重要。如果资产管理人员仅靠追踪市场基准指标就可以赚取巨额回报,这显然是不可接受的。

毫无疑问,生产力难题还存在着其他方面。也许我们测量产出的方式有问题。随着发达经济体越来越构建于服务之上,我们的产出测量也越来越不客观。在许多服务业中,产出是根据投入来有效衡量的。也许我们也没有衡量质量的提升,这可能意味着产出的增加遭到了低估。也许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基于互联网技术的生产力提升已被耗尽的阶段,因此需要另一场技术跃进来再次出发。

但是随着利率逐步正常化,中央银行面临的一个主要挑战就是制定一个框架来考量货币政策对资本配置的影响。这个任务极为紧迫,因为生产力或实际工资增长的长期缺乏会产生非常严重的社会和政治影响。事实上,这可能就是美国和英国政治动荡背后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