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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ruma154_Getty_Images Chip Somodevilla/Alex Wong/Getty Images

爱国者与总统

纽约—这是一个壮观的情景:美国军官亚历山大·温德曼(Alexander Vindman)中校身着戎装,胸佩紫心勋章,在11月9日的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弹劾听证会前听证。他知道自己的证词可能会威胁到自己的军旅生涯,但温德曼相信,说出自己对特朗普总统有关被控为了自身政治利益而破坏美国国家利益的担忧是自己的指责。

所有美国主要媒体都已经将几个月以来特朗普试图说服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发起对其政治对手约瑟夫·拜登(Joseph Biden)之子亨特(Hunter)的刑事调查,以及这一做法对美国地区政策的影响论述得非常详尽。温德曼证词的不同寻常之处是对他的爱国主义表达的反应。“作为一个年轻人,”他对委员会,“我决心为这个给予我的家庭难民身份,让我们逃离极权主义压迫的国家献身。能够在过去20年里代表和保护这个伟大国家是我的荣幸。”

这应该让温德曼成为共和党模范生,因为该党总是将对国家的爱和经济与军队的英勇联系在一起。他的身体里还留存着在伊拉克战斗留下的弹片。但共和党人羞辱他,质疑他的忠诚。温德曼出生于乌克兰,父母是犹太人,年仅三岁时与父兄一同搬到美国。但共和党律师暗示他可能对乌克兰有特别的忠诚。温德曼甚至不得不纠正委员会资深成员、共和党人德文·纽恩斯(Devin Nunes)说错了他的军衔,驳斥福克斯新闻台犬儒主义地暗示他是双重间谍。

倒是民主党感谢温德曼为美国的服务和做出的牺牲。对于一位有着完美服务记录的军官的言辞出现巨大的差异,原因当然是政治上的。共和党试图保护特朗普免于可能遭到弹劾的不当行为指控,而温德曼则在坐实指控,让共和党的算盘落空。

尽管共和党试图怀疑温德曼对国家的忠诚——这是针对犹太人的惯用伎俩——但他的爱国主义似乎足以压倒质疑。他让我想起了我的外祖父、出身德国犹太移民家庭、出生在伦敦的英国爱国者。尽管不是职业军人,但伯纳德·史莱辛格(Bernard Schlesinger)在1915年首次志愿服兵役,当时他还是个学生,而最后的志愿服役可能迟至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当时当局不得不礼貌地告诉他,他已经对女王和英国表现出足够的忠诚。

我外祖父的爱国主义热诚并不仅仅在于作为犹太移民之子,他觉得需要表现出忠诚,以免反犹主义对这一点有所质疑。与温德曼一样,他的爱国主义也源自感激之情。他的国家英国给了他安全,不必遭受纳粹迫害。英国也有反犹主义:某些俱乐部拒绝承认犹太人,有些医院不接受犹太实习医生,等等。但我从未听到他对此有过抱怨。相反,他对接受他的机构抱有不同寻常的忠诚,包括皇家陆军医疗队,并且这一忠诚扩展到了他的出生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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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德曼和我的外祖父所表达的感激之情,与能够自动获得国籍之人,或者国籍不容他人质疑之人所自然发生的感情并不相同。某些从未感受过被激烈歧视的人,甚至可能觉得这略带攻击性。为何所有人都应该对归属于某个特定国家而感恩戴德?也许有些骄傲,但为何要感激?事实上,基于感激之情的爱国主义可能才是最坚定的爱国主义。

感激爱国主义不应与某些来自少数群体或边缘边境地带的人的沙文主义狂热相混淆,比如来自科西嘉的拿破仑,来自奥地利的希特勒,来自格鲁吉亚的斯大林。一些最狂热的纳粹分子来自德国之外的德语区,如捷克斯洛伐克和南蒂罗尔。这些人的爱国与其说是受感激驱动,不如说是因为渴望被大多数人所接受。

对温德曼的家庭来说,美国提供了逃离极权政权的难民身份。没有比这跟强烈的效忠纽带了。阅读温德曼的证词就像看到了美国最伟大的希望。他仍然认为,尽管特朗普的华盛顿对他威胁相向,劣迹斑斑,氛围险恶,但“他仍然乐于说出真相。”

自由女神像基座上镌刻着一句话,人们常常引用,但未必能够恰当地理解:“把你那些筋疲力尽,穷困潦倒,抱团呻吟,渴望呼吸自由的群中给我。”特朗普在移民问题上的主要顾问史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他自己也来自犹太移民家庭——对这句话不屑一顾。移民必须说英语,他说,艾玛·拉扎鲁(Emma Lazarus)的诗歌《新的巨像》(The New Colossus)不代表“美国价值观”。

事实上,在理想情况下,拉扎鲁的名诗便是美国价值观的神化。这些抱团呻吟、渴望自由的群中是真正的爱国者。传统上,他们是美国最强大的优势,是具象化的最难以打破的忠诚。如果对筋疲力尽,穷困潦倒的难民的方针是将他们打成窃贼、凶手和强奸犯;是将他们锁起来;是将他们和他们的孩子们隔离开来,那么忠贞将变成敌对、暴力甚至恐怖主义。因此,美国的传统优势也在日益被侵蚀,直到再也没有什么值得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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