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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对艾滋病毒的刑事犯罪化

约翰内斯堡-“如果法律是这样认定的”,查尔斯·狄更斯的小说《雾都孤儿》中的邦博先生这样说道“ 那么法律就是个屁。 ”有一种刑事法律,它使艾滋病毒携带者宁愿不知道自己已经被感染并能传播给包括亲人在内的其他人,这样的法律似乎特别适合邦博先生的谴责。

然而,悲剧性的是,世界上许多地方的立法者们在阻止艾滋病毒和艾滋病蔓延的过程中犯了错误,他们通过了一种能增加人们对艾滋病的无知并惩罚艾滋病的受害者的刑事法,而且还会提高该病毒感染的机率。一些中部及西部的非洲国家正在颁布仓促起草的基于非洲示范法之上的政策,那么任何感染了这种病毒的人,如果将病毒传染给别人或使另一人受到感染的威胁,这就成了一种刑事犯罪行为。在一些管辖区,检察机关可以对艾滋病毒抗体呈阳性的孕妇提出起诉,因为她们让未出生的孩子受到病菌感染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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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肯定,确实是有罕见的富有戏剧性的案例,如一个艾滋病毒感染者怀着加害别人的意图去感染另一个人。事实上非洲一些地区的男性艾滋病毒感染者或艾滋病患者甚至去强奸少女,因为他们相信与处女发生性行为可以治愈艾滋病。一些妇女权利倡导者支持将传播艾滋病毒刑事化的法律,认为这些法律将严惩向性伴侣包括他们的妻子和女朋友隐瞒自己感染了艾滋病毒的男子。但是,现有的刑事法足以让已有准备的司法系统对打算损害他人者进行恰当的制裁。

但是,针对所有艾滋病毒携带者的刑事法是起反效果的,本质上也是不公正的。这些法律有效地使数以百万计的疾病的无辜受害者特别是其女性受害者沦为犯罪分子。例如,在津巴布韦一名妇女最近被判了刑,因为她让的情人处于感染艾滋病毒的危险中,即使她最终没有感染他。在乌克兰,人权律师的令人不安的报告中有一名妇女因为传播艾滋病毒给她的丈夫而被定罪,即使他使用了安全套并要求撤回起诉。

对妇女的性别偏见遍及整个非洲,妇女通常被指责为把艾滋病毒带进两人关系。这种广泛流行的误解,至少部分源自一个事实,即妇女相对来说更可能知道他们是否感染了艾滋病毒,因为他们在产科诊所作怀孕测试或身体检查时,检查艾滋病毒是常规的检测项目。

另一方面,大多数男人因为无知和自大,有时还因为忌讳而踌躇不前,拒绝接受自愿检测。这损害了法律案件的审判结果的公正性,因为少见测试过HIV的男子,所以一个感染了艾滋病毒的女人在法庭上几乎无法证明是她的男性性伴侣感染了她。

将传播艾滋病毒刑事化有损于公众健康,因为这些法律阻止了艾滋病毒抗体阳性并有风险感染病毒的人们去寻求测试、辅导和治疗。当人们面临刑事制裁的可能性时,对自己是否感染的不知晓就可以作为他们最有效的法律辩护手段。对于许多人,尤其是对男子以及居住在艾滋病毒治疗十分短缺的地区的人们,被起诉的可能性会起到阻止他们寻求检测的作用,以避免担当刑事责任的风险。

这样的法律还将艾滋病毒的受害者变为社会问题的替罪羊。战胜这种疾病,需要政府和更广泛的社会群体采取有效的、有时需要冒政治上或文化上的风险的措施,但却没有能做到。可悲的是,这些所谓的“冒险”的步骤包括以下这些最基本的事情,例如对疾病的公开讨论、教育和鼓励人们(尤其是男性)去进行检测。

自从医学科学家于1981年发现首例艾滋病以来,它已经夺去了2500多万人的生命。在治疗方面所作的努力其速度仍然赶不上新感染的人数。基本的预防措施如艾滋病毒测试、男用和女用安全套以及注射毒品用的无菌注射针筒对于绝大多数需要它们的人来说,依然不能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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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令人悲伤的情况要求我们采取有效的行动,而不是增加更多的受害者和替罪羊。

公开和知情的对HIV病毒流行的讨论、预防艾滋病感染的教育、安全套的发放以及其它的战略是目前唯一的已知的预防新的感染的方法。解决妇女更易感染艾滋病的途径,应该通过保护他们在婚姻财产方面的平等权、实施包括禁止婚内强奸在内的性别暴力的法律以及赋予他们和男子谈判安全性行为的力量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