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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代孕的终结?

伦敦——通过商业代孕降生婴儿的全球贸易正在慢慢关闭。印度、尼泊尔、泰国和墨西哥相继出台措施限制或禁止外国人雇用当地人充当代孕母亲的行为。柬埔寨和马来西亚很可能会紧随其后。

在这个传统智慧一直在抵制“反市场”努力的行业,这是个令人惊讶——并且受人欢迎的——突破。生物技术不加批判的支持者更愿意宣扬技术突破领先于政府法规的事实,认为科学因此能够无拘无束地向前发展。但历史上一直作为商业代孕中心的国家停止代孕的决策凸显了上述立场是多么幼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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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击跨境代孕出现在代孕行为的实际发生地绝不是某种巧合。代孕母亲、婴儿和委托父母各方均从交易中受益的观点根本经不起审视。

以印度为例,其代孕业每年创造4亿美元的产值;直到不久前,该国还拥有约3,000家生育诊所。但因为对代孕可能导致人口贩卖和剥削妇女现象不断增长的担忧,印度当局得出的结论是伦理问题大于经济效益。

印度的反代孕立法尚有待最终通过。但2008年首份法案提出后辩论的演进状况说明了在实践中人们观点的快速变化。最初的立法草案实际鼓励商业代孕,强制受雇的代孕母亲交出她们的婴儿。鉴于普通法规定孕育孩子的母亲为其法律上的母亲,可以认定这项法案积极支持代孕行为。

但从那以后,讨论的焦点却发生了改变——因为代孕贸易令人讨厌、有时甚至离奇古怪的一面逐渐显露出来。比如,在某案例中,规定代孕行为为非法的德国拒绝接受一位德国父亲委托一位印度女性为其代孕的双胞胎婴儿,而印度则拒绝给这位父亲发放出境签证,拒绝让其带走孩子。

2015年10月,印度卫生和家庭福利部在最高法院施压下宣布国际商业代孕行为违反宪法。医学研究委员会向所有诊所发出通知,要求他们不要“接待”外国夫妇——包括没有居民身份的印度公民和印度裔民众。之后一个月,卫生研究署禁止进口植入代孕母亲的胚胎,导致几乎没有可能进行代孕手术。

可以肯定,印度并非参与跨境代孕的唯一国家。事实上,印度限制只为结婚两年以上的异性夫妇提供代孕服务的法规已经导致部分贸易离开印度迁往泰国。

但泰国的态度也正在发生转变,尤其在一对澳大利亚夫妇拒绝为一名被确诊患有唐氏综合症的代孕婴儿负责的事件发生后。这对夫妇确实带走了这名男婴的双胞胎姐姐,他们的行为明确告诉外界他们为之支付费用的是婴儿本身(或者是符合其要求的一两名婴儿),而并非母亲所提供的“服务”。这样一来,很难否认跨境代孕其实与贩卖婴儿非常相似。

2015年8月,泰国规定仅限为至少有一人为泰国籍的夫妇提供代孕服务。法律规定违法行为可以判处长达10年监禁——对代孕母亲和委托家长同样适用。像印度一样,代孕触及了泰国民众的深部神经,有人将其视为新殖民主义剥削,而婴儿则是让西方人受益的原始商品。就像泰国国家立法会议员Wanlop Tankananurak所形容的那样,“这项法律旨在禁止让泰国妇女的子宫成为世界的子宫。”

到2015年10月,约有十来家印度和泰国诊所已将其营业行为转至金边。这项进展乍看上去似乎支持这项贸易永远不会被消灭,只会转移的观点。但迄今为止,在柬埔寨开展业务的诊所数量依然很少。某些报告显示柬埔寨内政部打算将商业代孕等同于人口贩卖,并可能施以一定的刑期。

在某些人谴责代孕为剥削行为后,尼泊尔也已宣布终止代孕行为。2015年4月地震袭击加德满都后,以色列撤离了通过代孕方式出生的26名婴儿,却把他们的母亲——其中多数人从印度跨境来到尼泊尔——留在被困的灾区。

马来西亚似乎也即将禁止代孕行为。而在墨西哥唯一一个规定代孕行为合法的行政区划塔巴斯科,已经限制只能为妻子不孕的异性已婚夫妇提供代孕服务。在立法辩论中,代表维罗尼卡·佩雷斯·罗哈斯谴责代孕为“剥削妇女和贩卖人口的一种新形式。”

当然正在进行的国际取缔运动将商业代孕推入地下的可能性始终存在。但上述风险只是凸显了出台明确而严格立法的必要性。即使某些想要成为家长的人愿意违法,但绝大多数人会被惩罚所遏制,包括将不允许他们保留婴儿或无法为其取得出境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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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成代孕的阵营强调这种做法的诸多好处,包括增加生育选择和包容性多元化。但尽管这些可能是真实且重要的考量,但其重要性绝不能超过防止对世界某些最弱势女性进行剥削。

翻译:Xu Binb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