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新冠病毒的政治教训

芝加哥—如果一个邪恶人物想要设计出消灭某个动物物种的完美病毒，那么他会选择传染率和感染致死率的最佳组合。但要想消灭人类，邪恶人物必须研发出一种能够平衡人类所采取对策的病毒——其中不仅包括个人反应（个人反应并不足以应对流行病），集体对策必须也包括其中。因此，一种设计完美的杀手病毒应该可以利用我们低效的集体决策。 而凑巧的是，非典-新冠-2型病毒似乎已经达到了这样的效果。

如果我们不相信有智能设计，那么也不应相信邪恶设计存在的说法。尽管如此，达尔文的进化论告诉我们，生存压力最终会产生更有效的病毒。许多全新病毒已经从动物传染给人类，但过去100年来最具破坏性的却非SARS-CoV-2莫属。

诚然，2019年新冠病毒不像埃博拉那样致命，也不像普通感冒那样传染性极强。当更为致命的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病毒于2012年首次出现，其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即被控制和基本消除。那么，为什么事实证明2019年新冠病毒如此难以消灭？因为它充分利用了我们体制的虚弱之处。恰恰因为如此，它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应当进行哪些调整才能应对未来的生存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