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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病社会主义

纽约—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正值“民主社会主义者”伯尼·桑德斯退出美国总统竞选之际,他的很多政策建议却正在世界各国成为必须。缓解2019年新冠病毒疫情的社会隔离举措已经破坏了生产和家庭收入链。但这种社会隔离的有效性却受到缺少恰当医疗保险、充足病假工资、失业补偿或其他形式收入支持或储蓄的劳动者的威胁。这些人会觉得自己别无选择只能继续工作,尽管存在健康风险。全民医保似乎是不可避免的结果,哪怕是在美国,几乎只有桑德斯一人在全国政界人士中倡导全民医保长达数十年。

与此同时,全球、国家、地区和地方供应链的中断正在强化2019年新冠危机对劳动力和家庭消费所造成的第一波供需冲击。而所有这些实体经济冲击也正在金融系统内部造成混乱。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银行需要发挥关键作用,防止无序的金融市场增加非金融企业和家庭所承受的负担。最低限度,央行必须介入确保关键市场拥有充足的流动性,包括政府债务、商业票据以及由住宅和商业抵押贷款等关键资产所支撑的证券。

但同样重要的是,各国央行必须保证,家庭和企业流动性不会因为具有自我实现性质的恐慌性提款而濒临枯竭。在适当情况下,他们可以为财政刺激措施(从直升机上撒钱)提供 货币融资,从而使原本可能受到主权债券市场约束的政府不至于束手无策。

话虽如此,央行并非解决企业收入短缺和企业破产风险,亦或家庭收入中断以及与抵押消费和学生债偿还问题相关的合适机构。诚然,通过购买高收益企业债和低评级商业票据,央行可以暂时接过一些负担。但防止经济灾难的重任始终应当由财政当局来承担。

具体到2019年新冠病毒危机,确保每个人都能迅速接受新冠病毒测试需要得到公共资金和授权。鉴于各国爆发疫情的节奏并不完全一致,全球合作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但归根结底,政府需要承担所有与新冠病毒相关的治疗(包括住院治疗)费用,而只有国家政府才能筹集到如此规模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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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国家还需要为因危机而失去收入的劳动者提供全额补偿。为维持总需求,政府可以引入某种临时全民基本收入,也就是说,只要危机继续,每位成年人将定期收到一笔现金汇款。就连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也误打误撞地采纳了这一明显的缓和性举措,在其最近2.1万亿美元的救助计划中为年收入低于75,000美元的每位成年人发放补助1,200美元。

但即使政府提供收入支持,企业仍有可能出现严重的收入短缺,因为危机破坏了劳动力、国内及国外需求以及所有层级的供应链。在这方面,政府可以充当最后买家,或者向陷入财务困境的企业提供信贷或信贷担保援助。上述信贷可以立即或等危机结束后即刻以无表决权优先股的形式转化为股本,从而阻止整体经济向中央计划经济的转变。

获取这里罗列的各项财政支持不应当设置资格限制。大企业就像中小企业、个体户或临时工一样,容易受到需求不足和供应链中断的影响。而且尽管因为拥有获取银行贷款和债务市场准入的优先渠道,他们或许可以在一段时间内暂渡难关,但也不可能永远坚持。鉴于疫情爆发前非金融企业不断累积的债务,如果没有国家干预,我们很容易看到新一轮企业违约和破产潮上演。

这次银行和非银行金融中介机构并不是危机的制造者,但它们将不可避免地被卷入这场危机,而且随着资产负债表中资产情况的恶化,它们也将成为国家救助和援助计划的候选对象。而战时市场经济和中央计划经济所熟悉的指挥方法——比如特朗普援引国防生产法迫使通用汽车和3M公司生产关键物资——很有可能在危机结束后依然延续。

最后,新社会主义还将具有国际性。例如,意大利将需要欧洲央行或欧洲稳定机制,或者通过发行欧元区新冠病毒债券来提供支持。纵观新兴及发展中经济体,外债市场已经限制了不少国家提供财政支持的能力。我们需要通过发达经济体提供更多外国援助来解决这样的限制——包括有针对性地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采取这样的对策不仅道德正确而且经济合理。

正如2019年新冠危机发展轨迹所表明的那样,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将被迫临时让位给旨在恢复家庭和企业收入链的临时社会主义形式。之后我们将看到这次社会主义实验的结果是否会持续到疫情结束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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