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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性债务大赦的时机已到

发自纽约—新型冠状病毒危机让许多公私借款人都背负上了不可持续的债务。当前我们仍处于供应冲击及其派生需求冲击的“前凯恩斯”阶段,这很可能引发一场全球性的萧条。就算病毒随后被大部分消灭,人们依然会进行预防性储蓄,企业也不愿进行资本支出,进而导致总需求进一步下降——也就是凯恩斯阶段。而尽可能货币化的财政赤字式财政刺激措施或许就是唯一能够弥补产出缺口的工具。

作为全球最重要储备货币的发行国,美国联邦政府在借入和货币化公共债务方面所面临的限制要少于其他国家。迄今为止,其疫情应对经济政策——《冠状病毒援助、救济、经济保障法案》——计划拨付2.3万亿美元用于收入支持、赠款、贷款,资产购买和其他担保。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的说法,该立法在未来十年内“只”会增加约1.7万亿美元的联邦赤字。而上面两个数字之间的差额则说明有4540亿美元将被预留去为美联储建立的各项紧急贷款机制提供担保,并假设这些担保永远不会被实际动用。

如果能做到这一点的话,那么最近在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中获得通过的另一项3万亿美元财政法案就可能被参议院以某种形式批准,而此后还可能出台更多的刺激措施。议员们都意识到如果缺少了联邦政府的债务和贷款担保或直接转移支付,许多州和地方政府根本没办法渡过危机——就算是在美国。

而美国的状况也适用于世界各地:政府的经济活动支持方案将导致公共部门名下的公共和私人债务激增。在欧元区,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最近做出的一项争议性裁决以及新汉莎同盟八个成员国对公共债务共同化的抵制正在引发一场存续性危机。欧盟新出台的2400亿欧元(约合2630亿美元)疫情危机支持机制堪称杯水车薪,仅相当于欧元区GDP的2%。如果无法得到更多的欧盟支持,意大利可能很快会面临要么退出欧元区,要么留在欧元区却无法实施其所需财政刺激措施的痛苦抉择。

当然法德两国也已经联合提出了一项新议案,计划设立总额5000亿欧元(相当于欧盟GDP的3.6%)的欧洲复苏基金,并由欧盟——其年度预算几乎不会超过该联盟GDP的1%——通过资本市场借款筹集资金。目前尚不清楚这些资金中有多少真正是额外的以及支出的年限。如果这些资金如法国和德国政府所愿以赠款形式发放给财政困难成员国,那就意味着将债务共同化,也势必增加了新汉莎同盟否决提案的可能性;但倘若欧盟委员会改为以市场利率向成员国发放贷款,那么意大利可能会迅速摆脱欧元区。

所幸可能还有存在另一条路径。在大多数发达经济体中,危机期间积累的许多额外私人债务很可能最终将由包括央行在内的公共实体接手且绝大部分成为死帐。为了维护自身独立性和政治合法性,央行本不应充当财政负责人的角色,但对于中小型企业来说,那些与新型冠状病毒相关的债务显然必须被免除,因此需要由国家财政部来补偿央行因自身行为所蒙受的任何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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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于上市公司来说,应将公共债权人持有的债务以无投票权优先股的形式转换为权益,也因此最大程度地避免给人留下一个疫情开启了中央计划新时代的印象。同样,国家财政部也必须补偿央行因自身行为所蒙受的任何损失。所有新发行公共债务均应附有股票期权,由此产生的权益工具可能包含着对政府基本预算盈余的部分索偿权,或者其利率可能与GDP增长挂钩。

但是那些较贫穷的国家可没有这种选择。根据布鲁金斯学会发布的数据,今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已经欠下了约11万亿美元的外债并面临着3.9万亿美元的偿债成本。在4月的时候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其中许多国家提供了少量债务减免,二十国集团也同意暂时停止官方债务偿还,这为数百家私人债权人的同样行动铺平了道路。

然而这类形式的援助提供得太少也太迟了。事实上这些债务中的很大一部分原本就不应该发行。而赠款则是将资源转移支付给低收入国家的正确方法。二战后的马歇尔计划就只涉及赠款;今时今日则更有理由向低收入国家提供“冠状病毒赠款”。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1996年出台的重债穷国倡议使大约36个国家获得了全额或部分债务减免。现在也是时候回归这一理念,并首先着手对那些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进行全面债务减免。这一选择性大赦应涵盖那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其他多边贷方、各国政府,官方机构(如国有企业)以及私人债权人手中的债务。

债务是一种危险的工具。长期以来世界一直在利用它来逃避那些尴尬却又不可避免的决定。而在这场前所未有的全球危机中,我们必须有所舍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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