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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掩护下的媒体捕获

纽约—18 个月前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世界各地的专制政府加强了对信息流的控制。这些权力攫取都是“媒体捕获”(media capture)的高级尝试。媒体捕获是指政府、公司和其他强大实体采用各种方式试图影响媒体输出,保护既得利益。

媒体捕获并不只限于危机时期。在世界大部分地区,包括中欧和拉丁美洲的部分地区,媒体机构都由政府亲信控制。但是,一场危机创造了以打击潜在致命错误信息和虚假信息为幌子采取更大胆的行动的机会。

在土耳其,对媒体的长期系统攻击——土耳其是世界上监禁记者记录最糟糕的国家之一——几乎消灭了独立媒体。不出所料,埃尔多安总统的政府以疫情为借口,挤压仅剩的少数几个渠道。

几名当地记者在发表有关新冠感染和死亡的报道后被捕,被控“散播恐慌和恐惧”和报道“非官方”信息。根据埃尔多安的说法,土耳其不仅需要清除冠状病毒,还需要清除“媒体和政治病毒”。

在匈牙利,媒体主要由总理欧尔班的政府及其盟友控制,部分原因是 2018 年政府组织了400 多家媒体机构合并。剩下的少数独立新闻机构,大部分 在3 月发表了一封公开信,指责政府阻止他们准确报道新冠疫情爆发。

与此同时,这些媒体不少连生存都无法保证。在匈牙利,最后剩下的自由主义新闻广播电台之一 Klubradio 在失去频道后,从 2 月开始保持沉默,因为欧尔班加强了对媒体的控制,现在主要是通过亲信和整个社会进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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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波兰,由民族主义的法律与正义 (PiS) 党领导的政府于 2 月公布了对媒体广告收入征收新税种的计划。它声称需要通过新税种帮助支付新冠危机的成本。但批评人士认为,这只是政府扼杀新闻自由和削弱媒体多元化的最新举措。

幸运的是,波兰媒体能够进行反击。独立媒体进行了 24 小时新闻罢工,加上反对派和 PiS 的执政联盟伙伴的批评,迫使政府宣布准备修改方案。但这并不意味着波兰独立媒体是安全的。

在印度,总理莫迪的政府援引《流行病法》(Epidemic Diseases Act)、《灾害管理法》(Disaster Management Act)和《印度刑法典》的多个条款,加强当局在新冠危机期间“打击错误信息”的权威。实际上,它一直在推动推特等数字平台删除批评当局疫情应对措施的帖子。

这突显出日益严重的媒体捕获问题的另一个鲜为人知的方面——不仅限于专制或压迫政权。当今的科技巨头对人们接收什么信息拥有过度的权力和影响力。这削弱了媒体履行民主监督职能的能力。

社交媒体平台做了大量信息的算法过滤,这造成了“回声室”,加剧极化。但问题进一步扩大:科技公司还接管了广告市场。

根据一份最新报告,86% 的在线广告空间在谷歌和 脸书控制的“广告交易所”中买卖。 本文作者之一(施弗林)编辑的一本新书指出,科技巨头因此成为决定哪些内容最受关注的看门人。

为了进一步控制公共叙事,科技公司使用了昔日华尔街用来炮制有利报道的“访问新闻”策略。 此外,他们直接向媒体部门提供大量资金,包括举办活动和与特定新闻媒体构建合作伙伴关系等。

在 新冠危机期间,科技巨头变本加厉,脸书和谷歌向新闻机构提供急需的紧急资金。例如,谷歌引入了一项许可计划,以“向发布者购买高质量的内容”,以帮助他们“通过强化的叙事经验将内容货币化”。很难想象这样的待遇不带有直接或隐含的条件。

澳大利亚《新闻媒体和数字平台强制议价法》(News Media and Digital Platforms Mandatory Bargaining Code)等法律要求谷歌和 脸书为新闻付费,本意是通过向新闻机构提供此类交易之外的收入来帮助解决这个问题。但据称谷歌已通过在与媒体机构的合同中添加禁言条款来回应该规则,这可能让谷歌能够影响获得怎样的报道。

但仍有方法保护高质量的新闻——尤其是地方新闻——免受专制政府和科技巨头的侵害,其中许多在最近的新闻“救援计划”中都有概述。此外,新冠疫情敲响了警钟,许多政府终于采取了行动。

首先,控制科技巨头已成为许多政策制定者的首要任务,其中一些 ——例如在欧盟——  已经采取了具体措施。此外,人们也在采取措施确保对新闻媒体的财政支持。除了澳大利亚最近的法律之外,美国提出的一项法案将为新闻订阅者、当地记者和小企业广告主提供直接补贴

一些模式已经证明是有效的。在德国英国法国日本,通过许可费筹集的政府资金帮助维持了公共广播公司。即使在匈牙利,一些媒体仍受益于一项允许纳税人将其所得税的 1% 分配给非营利组织的法律。这些方法应该得到扩展和复制。

除了政府,捐助者也在寻求介入。 但是,虽然基金会和慈善机构可以成为媒体组织的生命线,但确保没有附加条件至关重要。

媒体格局在不断演化,媒体捕获尝试亦然。 保护新闻业的斗争将在许多方面继续进行,包括让媒体实现财务可持续和减少压力影响。 新冠危机表明,对于独立的公益媒体来说,这可能是一场生死攸关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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