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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抗伊斯兰威胁

伦敦——塔利班是全球激进伊斯兰运动的组成部分。该运动包括许多拥有相同基本意识形态的不同团体。简言之,它们认为只有一种真正的信仰,而且对该信仰只有一种正确的解释,而社会、政治和文化只能由上述解释来支配。激进伊斯兰教不仅相信伊斯兰主义——即由伊斯兰宗教转化而成的一种政治理论——而且相信在必要时为实现目标而采取武装斗争手段是正当的措施。其他伊斯兰教徒也认可同样的目标,但却避免使用暴力。

上述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与开放、现代、推崇宽容文化的社会相悖。有关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及其后果的几乎所有一切,尤其是今天,均已陷入激烈的争议。但自9/11事件爆发后,尽管所幸未再发生过那种规模的进一步恐袭事件,但激进伊斯兰教却依然强势,这一点毋庸置疑。争议集中在是什么造成了今天的局势。

激进伊斯兰教是不是从根本上威胁我们安全的连贯意识形态?亦或虽然存在一些共同的主题,但我们正在面临一系列互不相关的安全挑战,其中每项挑战都需要依据当地情况及其自身条件来进行处理。问题究竟是伊斯兰主义本身,抑或仅仅是其表现为暴力极端主义?它是否与革命共产主义颇具相似性,因此需要综合安全和意识形态举措来进行长期治理?亦或对伊斯兰主义的夸大和高估就像有人认为西方对阿富汗和伊拉克干预所做的那样,提升而非削弱了伊斯兰教的影响力?

这是个需要明确回答的根本性战略问题。

在我看来,伊斯兰主义,无论从意识形态亦或暴力领域,都是根本性的安全威胁。如果任其发展,它最终必然影响我们,哪怕其中心其实距离我们很远,就好比说9/11恐袭。

我所在研究所同事埃曼·巴达维所做的最新分析研究显示,伊斯兰主义的根源是如何回溯到数十年前并如何在9/11事件爆发前逐步发展壮大,并且研究了意识形态和暴力因素之间的关系。艾哈迈德·库鲁对乌理玛国家概念的出色分析以及我们的年度圣战组织报告对此构成了有益的补充,表明这是一个日趋严重的全球性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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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意识形态——无论其颁布者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什叶派,亦或是由穆斯林兄弟会、基地组织、伊斯兰国(ISIS)、博科圣地以及其他许多团体推动的逊尼派——一直是中东和其他地区动荡的主要原因。今天,它已成为导致非洲动荡的主要问题。

像革命共产主义一样,伊斯兰主义透过多种不同的领域和维度来经营自己。其失败最终也将源于综合运用软硬实力来对意识形态和暴力行为进行治理。但如果上述分析正确,那么,尤其是在阿富汗沦陷之后,主要大国必须携起手来制定一项共同的战略。即使最初的探讨始终以西方国家为核心,但中国和俄罗斯同样在对抗上述意识形态方面拥有深远的安全利益。而西方在制定成功战略方面的最佳盟友也必然来自全球众多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国家(其中也包括中东国家),这些国家迫切希望恢复其信仰,并摆脱极端主义。

我们还需要准确评估自身弱点。2019年新冠疫情教会了我们有关致命病原体的知识。生物恐袭的可能性或许看似科幻小说中才有的情节,但如果我们现在能做好准备应对非国家主体对其的潜在运用无疑将会是明智之举。

如果不接受上述分析,那么实际就是认为伊斯兰主义是一个次要问题。在直接遭受威胁的地方,我们通过反恐措施进行报复,包括无人机、以及派遣侦察和特种部队。除上述情况外,我们只能任事态自由发展。但如果这就是政策的发展方向,那么它过于狭隘地理解了伊斯兰主义。

我们必须先弄清不“改造”可能产生恐怖主义威胁的国家是什么含义。我理解为,这意味着我们不会再次重复在阿富汗的尝试。但有一件事我们必须明白:我们对阿富汗的“改造”失败并不是因为阿富汗民众不愿接受“改造”。毋庸置疑,我们本来可以“改造”得更好,但阿富汗人并没有选择塔利班接管的结局。塔利班重新征服这个国家靠的不是说服,而是暴力。

“国家建设”的主要障碍往往并非来自一国民众,而是来自包括腐败在内的多年以来薄弱的机构能力和治理。尤其是重建往往面临着严重的挑战,因为在外部势力支持下的内部因素不肯放弃破坏的努力。

但消除根深蒂固的威胁不能仅靠反恐措施。相反,我们可以尝试中间路线。例如,在萨赫勒地区,因为贫困和不发达无疑会助力恐怖分子,我们可以在协助国家实现安全保障的同时,也支持政府自身的发展努力。某种程度上,2014年后我们在阿富汗就是这样做的,当时,北约转而在阿富汗实施“训练、建议和协助”的战略。

即便如此,这也超出了传统的反恐范围。我们需要“人手实地参与”。自然,我们希望这些人来自本地。但情况并不总能合乎我们的预期。

但西方社会越来越不愿接受武装部队的人员伤亡,这一点其实并不难理解。西方武装部队由勇敢、出色的人员组成,这并不是武装部队本身的问题。但现在这却已成为除特种部队外对西方武装力量目标的压倒性政治限制。这种状况所带来的问题显而易见:如果我们的敌人知道他们造成的伤亡越多,我们战斗的政治意愿就越薄弱,那么他们就可以实施简单易行的激励机制。

欧洲和北约还面临着其他挑战。如果说以前还不够明显,那么现在美国显然已经决定,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它没有什么进行军事干预的兴趣。在1999年北约干预科索沃行动后,我与法国一道启动了欧洲防御机制。我这样做恰恰是因为意识到,没有美国和比尔·克林顿总统的承诺,我们可能永远也无法解决这次危机。今天,巴尔干人可以在欧洲内部向往一个和平的未来。但欧洲而非美国的门前却依然面临着危机。

欧洲现在正面临萨赫勒动荡的直接挑战,同时已经在面对利比亚乱局、叙利亚内战和中东其他紧张局势所带来的难题。在这些问题上,英国是欧洲的一部分,而且不管我们是否情愿,我们都需要与欧洲合作解决我们的安全问题。

但如果美国不愿参与,欧洲和北约要如何取得行动能力?回答上述问题有助于重振西方决策者的战略思考能力。近来最令人担忧的事态之一就是西方决策者缺乏战略思考能力,而且欧洲的长期思维被其短期政治需要所压制。恰恰出于这个原因,导致我们的盟友感到焦虑,并让我们的对手相信,属于我们的时代已经过去。

最后,最近几周我经常听到有人谈及最令人沮丧的问题之一,那就是,我们相信西方的自由民主和自由观念可以出口、并且可以在西方社会的颓废地带以外生根是一种愚不可及。

也许我这一代领袖认为国家可以“改造”是一种天真的思维方式。又或者也许“改造”只是需要的时间更长而已。但当我们看到许多阿富汗妇女因担忧生命安全而逃离时,自由人民选择我们的价值观,这一点我们永远也不应忘记。借助西方价值观及其普遍应用恢复信心后,我们才能确保站在他们身后,准备捍卫他们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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