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被修正而非取代的GDP

发自苏黎世——许多有名望的经济学家早就指出,国民生产总值(GDP)不是一个衡量经济发展和社会福祉的恰当标准,因此不应成为政策制定者唯一关注的东西。然而我们至今都还无法找到一个更可行的GDP 替代指标。

The Year Ahead 2018

The world’s leading thinkers and policymakers examine what’s come apart in the past year, and anticipate what will define the year ah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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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有一个众所周知的缺陷就是无视家务劳动的价值,包括照顾儿童和老年家庭成员。更重要的是,将货币价值分配给这些活动也无法解决GDP的一个更深层次缺陷:它无法充分反映社会个别成员的生活经验。针对家务劳动的价值矫正会令 GDP 膨胀,却不会对生活标准产生切实的改变。在从事家务劳动者中占主要份额的妇女将继续被视为志愿者,而不是真正的经济贡献者。

另一个路人皆知的缺陷则是它没有考虑到价值的破坏,例如当某些国家拒绝为某些人口群体提供教育导致人力资本流失,或者过度消耗自然资源以获取直接经济利益。总而言之,GDP 在衡量资产有所偏差,而对负债就根本不管了。

然而,虽然尚未就GDP替代指标的问题达成国际共识,但在对经济活动进行更周全的思考方面已经取得了可喜的进展。1972年耶鲁大学经济学家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和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提出了一个名为“经济福利尺度” (Measure of Economic Welfare)的框架来涵盖各类不收取报酬的活动。最近中国也建立了一个“绿色发展”(green development)指数,将经济绩效与各种环境因素一并考虑在内。

此外,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决策者们如今也可以借助更多的工具去做出比过去更为成熟的选择。在投资者方面,对环境、社会和治理数据的需求正在急剧上升。在公共部门方面,世界银行等组织采用了一系列GDP 以外的指标来评估生活质量,包括出生时预期寿命和受教育机会。

与此同时,围绕国民总收入(Gross National Income,GNI)的争论也日趋激烈。虽然它与GDP有着基本的关系,但 GNI 与我们这个全球化时代更相关,因为它针对外国企业和外国居民所产生的收入进行了调整。因此在一个外国企业在制造业和其他资产中占有较大份额的国家,GDP 将会膨胀,而 GNI 只显示该国实际留存下来的收入 (见图表)。

爱尔兰就是一个表明 GNI 如何被用来修正GDP扭曲的突出例子。在2015年,爱尔兰报告说 GDP 出现了26.3%的惊人增长。但正如2016年10月经合组织的一份研究报告所指出的那样,这一事件引发了对“用于定义GDP以充分反映经济现实的概念性会计框架的能力”的严重质疑。

该经合组织的文件接着得出结论,认为GDP不是衡量一个国家物质福祉的可靠指标。爱尔兰在该年实现的惊人 GDP 增长实际上是由于跨国企业将某些经济收益——因知识产权产生的回报——在其总体会计中“挪了个位置”。为解决实际经济发展与纸面GDP之间差距日益悬殊的问题,爱尔兰中央统计办公室在2016采用了修订后的GNI版本(名为GNI*)。

GDP和GNI之间的差距也可能很快在其他司法辖区内得到弥合。在最近发布的一份工作文件中,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的乌鲁吉·汗(Urooj Khan),杜克大学的苏雷什·那拉雷迪(Suresh Nallareddy)以及哈佛商学院的伊森·卢恩(Ethan Rouen)指出了在1975~2013年间“企业利润和美国整体经济增长”之间的失调。他们发现在这一时期,当国内企业所得税率高于其他经合组织国家时,企业利润增长的平均值就会超过了 GDP 增长。

在去年12月下旬通过的2017年减税和就业法案就是为了解决这种脱节问题。通过将公司税率降低到具备全球竞争力的水平并给予更好的利润归国条件,该税收计划有望将企业收益转移回美国。因此美国和爱尔兰的GDP和 GNI 差距很可能会缩小——美国的许多主要企业都在两地持有现金。

展望未来,我建议政策制定者关注三点。首先,如上所述,相关的利害关系方已经在解决GDP中的一些缺陷,这是令人鼓舞的。第二,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决策者现在可以选择多种工具来更好地评估自身行动的社会和环境影响。

第三,在商业中,你不能让完美成为优秀的对立面。我们并未解决与GDP有关的所有问题,但我们在减少其许多扭曲方面已经走了很长的路。我们应该专注于对现有的系统进行深思熟虑的、渐进性的改变,而不是寻求一个新的、破坏性的框架来取代当前的数据和分析技术。

http://prosyn.org/qRatf4M/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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