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实现MENA主权财富基金的愿景

迪拜—十年前,来自中东和北非地区(MENA)的主权财富基金就像是闯进全球金融圈的巨兽。卡塔尔投资局(QIA)等基金贪婪地大量买进资产——包括上市证券、私人公司和房地产,主要是欧洲和北美的资产,诸如此类的消息充斥着新闻标题。但主权财富基金的投资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它们也必须随着变化。

在过去20年中,巨大的石油收入让中东主权财富基金兴旺发达,人们发明了许多名词来给它们分类,比如稳定基金、子孙后代基金、投资基金等等。但大部分主权投资者——也包括规模可观的社会保障和退休基金,包括沙特阿拉伯的社会保险总会(General Organization for Social Insurance)和公共退休金管理局(Public Pensions Agency)——其实界限十分模糊。

几乎所有中东主权财富基金都不是纯粹的财务投资者。因为其中许多激进在成为财务投资者之前就持有国有企业股份,它们的持仓往往十分多样化,通常包括同样的国有企业以及房地产和上市和非上市公司股份。这些持仓还包括日益庞大的发达经济体资产——这一现象令欧洲和美国皱眉。

为了缓解对主权财富的可能的政治考虑的担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2008年组织26家主权财富基金——其中超过30%来自中东——制定了圣地亚哥原则。其目标是促进透明且可靠地管理主权财富基金,确保它们充分考虑投资风险,以及帮助保持全球金融稳定。

但是,此后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投资资本变得非常稀缺,为了争夺主权财富基金的资本,确保主权财富透明度和问责的措施形同虚设。主权财富基金不再被视为洪水猛兽,反而成为为鼓励赴欧洲投资而制定的财政激励的受益者。

但与此同时,拜国内财政紧缩(因石油价格下跌导致)所赐,中东主权财富基金面临国际购买力的新约束。在国内,政府基本上放弃了将主权持仓多样化、实现多重“口袋”以反映激进多样化的投资目标和广泛的政治考虑的努力。

2016年6月,阿布扎比国际石化投资公司和穆巴达拉发展公司(Mubadala Development Company)宣布合并。这两家投资公司的目标和策略完全不同,它们的合并也拉开了变化的序幕。主权资产的整合成为一时的主流。比如,现在沙特阿拉伯的公共投资基金(PIF)预计即将成为一个规模接近2万亿美元的投资实体,持仓包括国有企业和财务投资。

即使在此之前,MENA地区的主权财富基金也持有大量国内外上市公私股权资产。据GOVERN(我是其董事总经理)的最新分析,在该地区100家最大的上市企业中,有89家的大股东是国家——其中34家控股股东为国家。包括主权投资基金在内的主权投资者是大部分阿拉伯证券交易所的最大机构投资者,持有该地区40%以上的市值。

随着主权财富基金整合资产,它们的注意力可能将集中于国内交易所。毕竟,由于发展本地资本市场、改善私有化过程的透明度符合地区决策者的利益,进一步出售国有资产将通过公开股票市场进行。在危机时期,还可以动员主权财富基金向国内市场注入资产以重塑市场稳定。土耳其主权财富基金的使命包括深化国内资本市场就是显例。

如今,应该更加仔细地考虑主权财富基金对公司治理和业绩的影响。主要关注主权财富基金透明度的圣地亚哥原则没有详细解决这一问题。国内资本市场监管者亦然,他们的主要精力放在了制定上市公司规则和监管上,而不是由谁来当它们的所有者。

中东主权财富基金作为国有企业的完全和部分所有者,常常是��跃股东——有时甚至直接管理公司,以增进决策效率的名义架空董事会。但它们并没有利用它们的影响力改善治理或支持可持续性。作为财务投资者,主权财富基金并不活跃;许多激进甚至不行使股东投票权。一个鲜明的对比是挪威银行(Norges Bank)等它们的同行。近几年来,挪威银行致力于打击监管不力的企业,并减少在煤炭等污染性行业的投资。

中东和北非的主权财富基金不愿参与投资组合中的海外公司的治理,这也许是圣地亚哥原则时代的“投资保护主义”的产物。但是,如今投资者必须改变方法,更积极地参与到公司中,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否则,它们可能面临严重的财务和名誉风险,QIA因为2015年大众公司排放丑闻而蒙受损失就是明证。参与的重要性也突显于最近几宗收购案的条款中,如PIF收购Uber股份并获得任命一位股东代表其利益的权利。

中东主权财富基金责任最为紧迫的还是国内企业,特别是考虑到中东市场上的大部分其他机构投资者在公司治理问题上也非常不积极。作为地区内最大的上市股票投资者之一,主权财富基金应该被鼓励为其投资承担更多责任。事实上,主权财富基金捍卫子孙后代财富——实现成立初衷——的唯一办法正是有意义地参与公司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