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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比亚送给世界的礼物

马德里——在古巴哈瓦那长达4年的会谈结束后,哥伦比亚总统胡安·曼努埃尔·桑托斯与拉丁美洲实力最强的叛乱组织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FARC)谈判达成了结束哥伦比亚历届政府与该组织武装冲突的协议。历时60年的哥伦比亚内战造成约 220,000 人死亡及600万人流离失所。结束这场战争是一项了不起的外交成就,桑托斯理应赢得全世界的掌声。事实上,他在本年度诺贝尔和平奖的角逐中应当遥遥领先于其他竞争对手。

有三大关键因素最终导致了和平协议的签订:哥伦比亚政府军效率提高并大批消灭叛军;桑托斯之前打下的外交基础,修复了哥伦比亚与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等邻国磕磕绊绊的关系,由这3个邻国组成的轴心一直在为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提供后勤和政治方面的支持;最后,桑托斯巧妙地利用了古巴与美国最新的和解政策来实现哥伦比亚的国内和平。

Erdog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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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谈判条件日臻成熟,桑托斯还必须化解冲突的根本原因。2011年6月他当着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的面签署了被害人与土地赔偿法。因为同时平定暴力地区、为成百上千万破产农民伸张正义、极大改善生活水平并有效阻止游击力量以土地改革为名行大规模屠杀之实,上述法律成为哥伦比亚和平的分水岭。该法有关侵犯人权行为中妇女儿童幸存者和因性取向而遭袭者的特别规定甚至得到了联合国驻哥伦比亚高级人权专员的赞誉。

尽管并非无懈可击,但被害人及土地赔偿法显然为哥伦比亚和平及民族和解铺平了道路。事实上,在2011年承认这一点的恰恰是名为阿方索·卡诺(吉列尔莫·萨恩斯·巴尔加斯的化名)的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前领导人。

哥伦比亚政府过渡司法体制结束冲突并重新吸收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加入哥伦比亚政治进程不可避免地有一些批评者,并在哥伦比亚选民当中造成一定的分歧。前总统乌里韦现在是和平协议坚定反对力量的领导者,反对的理由是这份协议没有惩罚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武装份子。

即便如此,因为哈瓦那协议在直面真相的同时并未完全回避正义,我们也不能否认这份协议的签署是一种历史性的创新。该协议的重点不在于报复和复仇,而在于打破种族隔离制度后德斯蒙德·图图大主教曾借以形容南非向多数人统治过渡的“恢复性司法”原则。哥伦比亚过渡司法模式承认只有当毁于长期野蛮战争的民间社团得以振兴和修复,实现民族和解才成为可能。

换言之,哥伦比亚的过渡司法强调受害者地位——并在这一点上远远超过近年来的任何和平进程。受害者代表团甚至参加了哈瓦那会谈并会见了曾制造过去诸多屠杀行为的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领导人。

哥伦比亚政府如此开创性的做法似乎也离不开性别小组委员会的工作,该委员会负责审议提案,对代表女性及同性恋群体利益的非政府机构提案展开审议进程。政府还明智地成立了一个特别小组委员会调查流血事件的历史,因为对过去的分歧往往会极大地阻碍和平与和解进程。

哥伦比亚国内政治现在应当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因为公众舆论往往能在很大程度上左右和平进程。战争往往能让国家团结在一起,而和平则因为不可避免地需要做出让步和牺牲而起到分裂作用。和平的到来需要付出代价,而人们往往就由谁来买单产生争执。对民主领袖而言,和平谈判所涉及的风险往往不可思议地大于发动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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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选政府和不必承担责任的非国家主体间的非对称和平尤其如此,因为不必承担责任的非国家主体不必担心即将举行的选举、反对派政党、媒体或持怀疑态度的公众。尽管面临这些艰苦的限制条件,桑托斯政府从未偏离正确的民主进程。它认真听取了全国各地人民议会的提案,并在整个过程中成功地保持了透明。

桑托斯成功克服了艰巨的挑战,接下来摆在面前的挑战是即将到来的全民公决。我们希望哥伦比亚民众能够认识到他们为充满了冲突的世界提供了新的和平模型。国际社会应当对此做出充分的认识,并在未来协助哥伦比亚完成按照新协议施政的艰难的转型。后冲突阶段任务的艰巨性丝毫不小于和平进程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