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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金融风险的现实

发自洛桑—在最近的一篇评论文章中,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约翰·H·科克伦(John H. Cochrane)认为“气候金融风险”是个谬论。而他那夺人眼球的前提则是气候变化并不会对全球金融体系构成威胁,因为这一变化——以及应对其所需的淘汰化石燃料进程——是人所共知的事态发展。在他眼中那些与气候相关的金融监管只不过是为掩护其他不受欢迎政治议程而打制的特洛伊木马。

但我们并不同意这种说法。首先,我们得理解监管出现的背景。关于气候政策,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已经通过其第六次评估报告奠定了基础,该报告已经得出了一个高度肯定的结论:地球的气候正在发生变化,而人类活动则是其成因。最近另一项行星“生命迹象”研究的共同作者、生态学家威廉·里普(William Ripple)进一步指出:“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我们正在接近或已经超越了一些与地球系统重要部分相关的临界点。”

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不同(当时过度承担风险的银行得到了救助,全球金融监管也依据我们对相互依存金融市场的新认知而实施了全面改革),未经缓解的气候变化将导致一场催生不可逆转后果的危机。

正如科克伦所说,问题在于与气候相关的金融监管能否帮助我们避免这种结果。虽然答案很复杂且目前尚不完整,但我们认为这是可以实现的。减轻气候风险的金融监管确实值得我们去努力实现,因为其中涉及的利害关系实在太大,切不可求全责备,因噎废食。

以某些关于系统性金融风险和极端气候事件的论点为例。首先,我们被告知“搁浅资产”的风险——尤其是化石燃料资产——将成为一个事实,而且只能由投资者来承担。在此科克伦正确地指出,化石燃料投资一直是存在风险的。但是我们就能借此认定这种能源的问题应该只留给市场参与者,或者说承担风险的只有投资者吗?

尽管美国和英国等国家的人均化石燃料消费量自1990年以来有所下降,但其他地方的总消费量却出现了急剧增长——全球在过去40年间增长了50%。2020年中国和印度这两个最大煤炭能源生产国分别有61%和71%的电力由煤炭产生。它们的经济——以及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根本无法承受化石燃料能源的急剧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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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克伦还表示没有科学证据能验证极端气候事件在未来十年内引发系统性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因此监管机构难以评估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在五年或十年内的风险。但这一挑战的规模应使我们重新考虑监管的时间维度。

如果想在本世纪内将全球气温升幅限制在比工业化前水平高2℃以内,大约80%的煤炭、1/3的石油和一半的天然气储备必须免于被燃烧。所有北极石油和加拿大油砂(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原油存量)的剩余部分必须留在地底,而且几乎是要立即执行。

最后,有人认为技术官僚对气候投资的监管无法保护我们免遭未经模拟的爆发点影响,但这种观点完全忽视了气候经济学的大量文献。在这个领域,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的论文已经得到广泛引用。他的动态整合气候经济学模型影响了许多科学家和经济学家自身对爆发点的建模,美国政府已经开始依靠这些“整合评估模型”来制定政策和计算“碳的社会成本”。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人们应该已经对这种经济学、政策、政治、公众舆论和监管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耳熟能详了。引发那场危机的危险过度杠杆化是个公开的秘密;但那些在政治上和文化上有能力对其采取行动的人却愿意否认其带来的系统性风险。人们可以在气候辩论中找到同样的否认主义症状。根据智库机构美国进步中心的统计,美国国会有139名现任成员(109名众议员和30名参议员;共和党核心小组的大多数人)“曾在近期发表声明对世界正在变暖这一明确且已被证实的科学共识——且人类活动应对此负责——表示怀疑。”

科克伦雄辩地说明了为何政策制定者应专注于分别为气候变化和金融系统性风险建立连贯且得到科学验证的政策反应,而不是追求气候金融监管。但这并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这两种政策我们都需要,而且也需要实现这两个领域之间的协调。

因此我们应当欢迎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领导的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所采取的措施,该委员会召集了主要的监管机构并责成它们防止2008年华尔街崩溃事件重演。耶伦表示她将利用这个多监管机构集合体作为评估气候风险和制定转向低碳经济所需的信息披露政策的主要工具。

尽管可能有点反直觉,但与气候相关的金融监管可能会催生一种新形式的政治问责制,让政府和个人(无论民选还是非民选)能为自己的决定负责。这种问责制在2008年的危机之前和期间是明显缺失的。在具备政治意愿的情况下,对气候金融风险监管的认真思考可以为在所有被忽视的政策上采取类似行动开启一场富有成效的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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