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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y countries’ recent experiences show that boosting manufacturing employment is like chasing a fast-receding target. Automation and skill-biased technology have made it extremely unlikely that manufacturing can be the labor-absorbing activity it once was, which means that the future of “good jobs” must be created in services.
shows why policies to boost employment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ultimately must focus on services.
Minxin Pei
doubts China’s government is willing to do what is needed to restore growth, describes the low-tech approaches taken by the country’s vast security apparatus, considers the Chinese social-credit system’s repressive potential, and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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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外交官们去年12月签署巴黎气候协议已经完成了任务。而政治领袖上周齐聚联合国签署了这项新协议。但实施肯定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这个问题高度复杂、长期而全球化，政府在处置时需要拿出新的态度。
气候挑战的核心是能源问题。世界主要能源约80%均来自碳基能源：包括煤、石油和天然气。它们在燃烧时所释放的二氧化碳导致全球变暖。到2070年，我们需要世界经济几乎百分之百无碳，才能避免全球变暖陷入危险的失控境地。
巴黎协议承认这些基本事实。它呼吁世界各国在本世纪下半叶实现温室气体（特别是二氧化碳）净排放为零。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政府不仅要制定截至2030年的NDC计划（也就是所谓的国家确定贡献计划），还要制定截止本世纪中叶的减排计划（也就是所谓的低排放发展战略LEDS）。
世界各国政府之前都从未有过在如此紧迫的时间内改造世界经济核心部门的经历。化石燃料能源系统花了两个多世纪的时间才逐步建立。而现在却要在50年的时间内对其完成全面改造，而且涉及的不是少数几个国家，而是整个世界。政府需要新方法来制定和实行其低排放发展战略。
有四大原因导致常规政治无法解决问题。首先，能源系统就是这样：一个联通多部分和技术的体系。发电厂、管道、远洋运输、输电线路、水坝、土地利用、铁路、公路、建筑、汽车、电器等等均须作为一个整体发挥作用。
对这样的系统进行改造不能通过小规模的渐进步骤。深层次的改造需要重新设计整个系统，以确保所有部分能够持续有效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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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向低碳能源体系转型仍然在技术方面存在许多重大的不确定性。汽车去碳化应通过供电电池、氢燃料电池还是先进生物燃料进行？能否通过碳采集及储存（CCS）技术提升燃煤电厂的安全性？核能在政治领域能否被接受，是否安全、成本低？我们必须为研发投资制定计划，解决上述不确定性并改善我们可以选择的技术方案。
第三，合理的解决方案需要开展国际能源合作。（像化石燃料一样），一个关于低碳能源的关键事实是其生产和使用往往不在一地。就像煤、石油和天然气必须经过长途运输一样，风能、太阳能、地热和水电也必须经过输电线路的长途运输或者转化为风能及太阳能制成的合成液体。
第四，抵制变革的强大既得利益集团无疑存在于化石燃料行业。比方说，这在美国非常明显，共和党否定气候变化的唯一理由是该党大量接受美国石油行业的出资。这无疑是学术腐败、甚至政治腐败的实例（很可能两者兼而有之）。
能源体系牵涉到如此众多盘根错节的关系构成了巨大的惯性。因此向低碳能源体系的转型需要周密的计划、充分的时间、专项融资以及跨越能源生产商、分销商、居民、商业和工业消费者等众多经济部门的协调行动。碳排放税等政策可以解决某些问题，但上述措施在能源转型中所能解决的问题也仅限于一部分。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引起关注。如果政府只是提前10到15年、而非30到50年制定计划，那么他们很可能犯下低级的系统性错误。例如，能源规划者会从煤转向低碳天然气；而对起决定作用的可再生能源投资却可能仍显不足。
同样，他们可能会选择提高内燃汽车的燃油标准，而不是推动朝电动车的必要过渡。在这个意义上，提前30到50年制定计划不仅对作出正确的长期选择至关重要，而且也能促成正确的短期选择。联合国的深度脱碳途径计划表明了怎样对长期计划进行设计和评估。
上述挑战对当选政治家而言都绝非易事。脱碳计划需要在30到50年内执行一以贯之的政策，而政治家可能却仅能把握其中1/10的时间跨度。政治家在涉及大规模公共和私人融资、跨经济部门高度协调合作和面对持续不断的技术不确定性做出决策等一系列问题上都面临很大的难度。因此，难怪多数政治家都选择回避这一挑战，而且从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签订后所取得的实际进展就一直甚微。
我认为关键步骤是将上述问题从短期选举政治中移除。各国应考虑设立掌握专业技术且政治独立的能源机构。当然，重要的能源决策（如是否部署核能或建设新的输电网）将需要公众深度参与，但计划的制定和执行却不应受到党派政治和游说的过度干预。就像政府成功给予央行某种独立性一样，他们应当给予能源机构本着长期思考和行动做出决策的更大的回旋余地。
在下届全球气候会议上（第22届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将于11月在马拉喀什召开），摩洛哥政府和我所领导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方案网络团队将与其他合作伙伴一道共同举办一届“低排放方案大会”。此次会议将汇聚来自联合国成员国、商界和城市的能源专家制定非常实用的深度脱碳方案。因为巴黎气候协议已经生效，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必须确保有效的实施。
翻译：Xu Binb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