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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缩之辨

米兰—我刚刚获得了在德国经济委员会主年会演讲的荣幸。德国经济委员会是当前执政党基督教民主联盟的经济和商业部门。总理默克尔和财政部长朔伊布勒也将会上讲了话。这是一次有趣的会议,更重要的是,这是一次振奋人心的大会。

显然,德国(或至少政府、商界和劳动者领袖所组成的集体)仍坚持支持欧元和深化经济一体化的立场,并认为成功与否取决于旨在克服发酵中的欧元区危机的泛欧洲负担共担机制。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改革被正确地认为具有关键意义,重塑竞争力、就业和增长需要时间这一观点也获得了深入的理解(这一理解的基础是德国自身重新统一15年来的经验)。

希腊没有什么好选择,但如果想要防止意大利和西班牙财政和增长导向改革受到阻挠,就必须设法解决巨大的传染风险。在系统性风险高企的情况下,私人资本正在逃离银行和主权债务市场,导致政府借贷成本升高、银行资本充足率下降。这反过来又威胁到金融系统的运转和改革措施的效率。

因此,中央欧盟机构(以及IMF)在稳定和朝可持续增长转型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欧洲需要它们采取行动填补私人资本逃离留下的空白,从而让改革措施得以完成并开始显现效果。IMF的角色体现着世界其他地区在欧洲复苏问题上的利益——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这是一笔高回报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