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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对民间团体的束缚

莫斯科——俄罗斯的民间团体机构面对着比世界其他国家更多的挑战,而全世界民间团体所面临的挑战有很多相似之处。实际上,世界各地的民间团体机构和他们声称服务的社会之间都存在鸿沟。

民间团体机构不是通过合法或非法的选举、而是通过接触外部社会来获取权力。简言之,建设民间团体自身是他们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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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按照民间团体成员的标准行事,却不一定以“民间团体”为业时,民间团体发挥的作用最大。换句话说,他们会关注自身的健康、参与社区安全情况的公众讨论、评价学校表现、组织养犬人每周竞赛、关注当地的森林和河流,并把这当作生活的组成部分、而不是一种工作。

报纸和新型媒体是当今民间团体所关注的领域之一。今天在很多地方信息比以往流动更快,但政治和财务的双重压力却困扰着大众媒体。

绝大多数人认为舆论自由是跟踪政府所为的有效方式,事实也的确如此。这也说明为什么整体舆论,特别是记者,会如此频繁地成为政府的目标。如果媒体渠道不为政府或民众所有或所用,媒体的记者编辑们就难以逃脱审查、恫吓、税务监察,有时甚至是暗杀的厄运。

俄罗斯的局势尤其复杂。主要报刊和电视台等绝大多数大众媒体归政府拥有或控制,但也不乏被边缘化的报刊和电台(更不要说互联网了),保持着令人赞叹的独立。他们并不直接接受审核,却不得不在经营中面对随时可能因似是而非的指控而倒闭的令人齿冷的事实。当然,它们中的绝大多数还在为生存而奋斗着。

但新闻媒体除监督政府外还有其他作用。它的另一个作用就是忠实反映社会——准确记录目前的社会状况,共享普通公民和企业建设民间团体的行动信息,并鼓励民众为改善自身生活和发展社区做出积极的努力。

以医疗保健为例。在我看来,医疗保健的终极目标不是更完善的医疗保健体系,而是几乎不需要医疗服务的健康的民众。健康出现问题要去诊所,但恰恰是你在家中的所为导致了很多健康问题——你吃什么喝什么,是否吸烟、锻炼或睡眠是否充足。

正是在这种理念的驱使下,我们参加了由欧亚基金会、新欧亚基金会和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在莫斯科联合举办的民间团体峰会。(我作为欧亚基金会董事参加了这次会议。)

为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开创了“公开资料/信息流动性”计划,借此宣传并组织健康资料的出版、交流、搜集和分析工作。这里所说的资料不是一般的统计数据,而是涉及药物与治疗、医院疗效和相关情况所致健康结果的具体的数据。

当然,不少类似的统计数据甚至从未搜集过,更别提出版了。但我们可以从现有的数据开始,并由此引出其余的需求。在美国,人们已经登录RateMDs.com和vitals.com等网站为自己的医生打分,HealthGrades.com还提供医生和医院的第三方评估。

民间社团组织通常不直接参与医院的经营活动,却可以增加医院表现的透明度。因此目前正在落实计划,研究并分发相关的信息分析工具,发现其中的关联之处(资料勘察),并以图形和表格的形式显示结果。

但还要强调,真正的健康需要从家中开始,因此真正的胜利是让民众更多地了解自身状况,了解应当为自身健康做些什么。上文所说的民间团体合作对这一领域的影响可能更为直接。

这涵盖从营养信息、幼儿护理到个人自我健康和诊疗记录的方方面面,第一步可能是采用新媒介与人沟通相关的医疗信息。在苏联,人们曾称之为“卫生运动”,但当时人们的反应并不积极。一位俄罗斯朋友对我说,“每当我们看完一篇讲述黄油健康危险的文章之后,我们会立即出去购买尽可能多的黄油,因为我们知道这意味着黄油会供不应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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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那类信息被称为“健康生活方式倡导。”我们也在推进这方面的计划,借助互联网和手机等双向新媒介接触目标群众,而不是在报纸和电视上喋喋不休。比如孕妇可以注册保健计划,通过手机收取每周内容更新和提示,并回答类似,“孩子是否在动?”等问题。如果她回答没有,她可能会被转到当地诊所接受治疗。

当我在民间团体峰会结束讲话中谈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打断我的不是别人而是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他来莫斯科参加与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总统的峰会,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旁听了我们民间团体机构的会议。奥巴马首先对迟到表示抱歉,并补充说:“那正是我们需要民间团体的原因。你不能事事依靠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