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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经济未来增长趋势的威胁

关于中国经济近年来的三个观察值得高度关注。第一是,尽管GDP的增速持续回落,但它的社会融资规模,特别是信贷规模仍然保持比较快的增长趋势。第二个观察是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回落的那么厉害,特别是私人部门的投资几乎已经停滞了。如果没有国有部门接近两位数投资的增长,今天经济的状况会更糟糕。经济下行当然会使得私人部门不愿意投资,但也不完全这样,私人投资面临比国有投资更严厉的约束也是一个更深刻的原因。考虑到私人投资占整个制造业投资的规模至少在60%以上,私人投资停滞的后果自然相当严重。

第三个是,尽管GDP增速在不断的回落,但中国的就业至今并没有出现太大的问题,失业率这些年并没有增加。对于当下来说这可能是一个好事情,政府似乎也因此就对增长回落有了稍大的容忍度。但从趋势来看,这是劳动生产率开始减速的一个信号。如果劳动生产率不能维持稳定增长趋势,未来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就会下降的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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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the US president-elect fills his administration, the direction of American policy is coming into focus. Project Syndicate contributors interpret what’s on the horizon.

这三个方面的问题值得高度关注,因为它们将是中国经济未来潜在增长趋势的威胁。我先来讨论中国债务的问题。中国债务问题的核心在于它的持续存在。因为债务存量的规模过大,而这些债务又必须继续滚动下去,它就继续不断产生对流动性的需求,即使实际的投资并没有相应的增长。所以很大程度上,信贷继续扩张无非是对债务的再融资而已。问题是,这是不可持续的过程。

中国政府现在也有一些处置债务过高的政策,包括对地方政府债务的置换方案,去年置换3.2万亿,今年5万亿,除此之外,也在推进企业层面上的债转股的试点。但更彻底的办法还没有进入讨论的视野。现在最大的债务在国有企业,特别是大的国有企业身上。中字头的国有巨型企业更是负债累累。为什么这些债务的解决不可以通过国有大企业的战略重组和股权重组呢?通过出售国有资产或转让股权式的战略重组,不仅可以偿还国有企业的负债,而且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国有企业过度负债的本性。事实上,如果把解决当下国有企业债务问题与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结合起来,岂不一举两得?

第二个威胁来自私人投资意愿的消失。固定资产投资对于拉动中国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举足轻重。但这些年投资的增长率从20%的趋势中回落到了8%左右,这当中因为政策原因房地产的投资去年只有1%点几的增长。这也解释了今年以来为什么一线城市房价会反弹得这么快。投资回落中私人部门投资的回落非常的刺眼。2012年之前的十年,私人部门平均的投资增速大概也有20%,但到去年私人部门投资就降了一半,只有10%的增速。今年1到8月份则只有增长2.1%,而且其中7月份是负1.2%的增长。私人部门的这个投资意愿现在慢慢在消失。

因为经济下行,私人投资意愿固然不高。但在经济下行的时候,私人部门会比国有部门面临更严厉的融资约束也是事实。比如现在政策宽松的环境中,国有商业银行反而更不愿意给私人投资者以信贷支持。私人企业在直接融资市场上依然处于不利地位。所以私人部门面临的融资的约束这个问题现在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更严重了。第二个是行业的准入。国有企业在很多行业居于主导,居于垄断的地位,在那些资本密集的行业和高端服务业中,很多私人企业依然面临巨大的行业准入壁垒。在大多数的现代服务业领域,附加值比较高的服务业,非国有部门的份额都很小,大大限制了私人部门的投资和可投资的机会。还有,私人投资者总是面临政策上的不公平竞争和不公平的待遇,长期以来并没有改变。

最后,不得不讨论未来中国的劳动生产率的变化趋势。中国过去20年有8%以上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趋势,但现在已经回落到了可能不足6%。考虑到中国的劳动力增长已经非常缓慢,很快就进入负增长,所以,GDP增长的长期趋势就是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趋势。而如果越来越多的劳动力进入到那些生产率非常低的部门和非常低端的非正规部门就业的话,尽管看上去就业相当稳定,但中国未来劳动生产率增长趋势却不容乐观。

现在中国就业状况好于预期的原因式,服务业在经济下行期间解决了更多的就业。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服务业的就业增长在2010年之后远远超出了制造业,而他们在2010年之前的就业创造的相对增速是反过来的。这说明服务业在过去这些年创造就业的能力大大提高了。但这些年服务业的就业扩张大部分集中在非常低端的部门,而这些部门的劳动生产率非常低。这些部门往往多是非正规的部门,就业的流动性非常高,不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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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根据我们的研究,现在的就业稳定还有一个原因是国有企业释放了太少的失业人口。换句话说,在经济下行的时候,国有企业起到了一个稳定器的作用,没有大规模的裁员。事实上,国有企业就业的人,一旦失业,持续的时间远远高于非国有企业的失业人员。所以,在国有企业部门实际上存在大量的隐形失业人口。这是出现僵尸企业的原因。这些隐形失业的存在总体上阻碍资源再配置,降低了劳动生产率的改善能力。 如果我们现在大量的劳动力都进入这些生产率非常低或者生产率没有增长的行业,如果为了维持或者满足于眼下的就业而放弃对国有企业的这次再重组机会,未来的生产率增长就没有保障。

二十年多前,在朱镕基主持改革的时期,因为国有企业部门的长期亏损和低效率,严重妨碍了宏观经济的稳定,决定对国有经济布局施行结构性改革,缩短国有投资的战线,让国有企业从竞争性行业大规模退出,只保留国有企业在战略性的行业。二十年来,国有经济从过去的亏损者、被补贴者已经变化了一个主导者和垄断者,在很多甚至曾经退出的领域再度扩张。相当时期以来,很多人以为国有企业今天创造了巨大的利润,就不应该说国有企业还有什么问题。实际上,国有企业的利润来自于它们的主导地位和吸纳的更大规模的投资,所以它的投资回报率实际上比私人部门更低。在这种情况下,国有企业的改革再度引起全社会的关注。中共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建立混合所有制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原则,但国有企业改革进展缓慢,国有企业的局面也没有变化。事实式,如果不对国有经济进行再次战略性重组,混合所有制的改革只会停留在无关紧要的部门。要从整体上把国有企业的分布压缩到非常有限的领域。这样才会对中国未来整个经济的结构转型,产业升级和高生产率服务业的扩张产生巨大的积极的影响。否则,中国经济未来中长期的增长趋势难有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