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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不能“穿新鞋走老路”

北京 一面是喊了多年的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一面却延续着对经济增长的路径依赖。数据显示,2012年1月至11月,国内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累计同比回升至20.7%,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与固定资产投资金来源累计同比均连续6个月回升、达年内最高水平,特别是在城镇化概念的强力推动下,一些基础设施、地方政府大型项目开足马力上马,中国经济似乎在“穿新鞋走老路”。

其实,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绝非经济失速的风险,而是对既有增长路的过度依赖。根据世行测算,改革开放30年中国年均9.8%的增长率,除了有2-4个百分点是全要素生产率贡献外,其余6-8个百分点的增长率几乎都是来自于投资的贡献。1995-2010年中国经济年平均增长率9.92%;1995年-2010年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增长11.23倍,年平均增长率达到20%,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平均比重达到41.63%,2009年投资占GDP比重更是达到67.05%的历史最高水平。近几年,在外需不振、消费持续增长乏力的情况下,投资还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引擎。

中国投资率当然与中国资本深化进程有关,但与资本利用率低也不无关系。我们来考察增量资本产出率这一代表资本边际效率的指标。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投资增加量/生产总值增加量之比)表明,当ICOR提高时,增加单位总产出所需要资本增量增大,也就意味着投资的效率下降。笔者计算了中国1978年—2008年30年的实际ICOR。结果显示,中国增量资本产出率在改革开放之后边际资本产出比率均值为2.56,并在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初期达到高峰之后,在近5年又呈逐年上升趋势,这表明资本利用率加大,而投资效率呈下降态势。

可见,由于投资的宏观收益下降,实现高增长必须依赖更高的投资比率,需要大量资本,通过资本深化和资本积累,实现经济高增长,因此资本低效率的投资不断加大投资规模会在短时间内积聚过剩的生产能力。当过剩的生产能力在国内市场找不到实际有效需求就会促使企业加大出口,形成出口导向和资本密集导向的产业结构,经济增长凸显粗放型特征。因此,高投资是中国经济高投入、高消耗、高增长、低效益的“库兹尼茨增长”的内在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