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估中国的碳中性前景

纽约—在今年9月的联合国大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中国的目标是到2060年实现碳中性。近几年来，中国已是全球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来源国——大约占总量的30%——它的去碳化可以为减轻气候变化的全球努力做出卓越贡献。

当然，中国必须实现经济再平衡。这意味着从制造业向服务业，从资本密集型活动向创新拉动型活动，从出口到内需，从投资到消费的转变。所有这些变化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因此实现其中之一有利于其他变化的进展。

更重要的是，再平衡也有助于中国的能源转型，从能源密集型活动转向能源轻便型活动。比如，如果资本和劳动从钢铁、水泥和工业品的生产转向教育、医疗和休闲机会的供应，那么经济所产出的单位GDP所消耗的能源量将逐渐降低。

在评估中国是否能够实现习近平主席的碳中性目标时，首先必须考虑经济规模会变得多大。标准普尔全球评级预计中国GDP将在未来二十年保持平均3.6%的年化增长。如果与1990年以来的记录相比，这一增长率或许较低，但我们的预测是基于供给侧的谨慎假设，减速是因为劳动力减少，投资下降和生产率增长降低。经济越是富裕，增长率往往越低。

到目前为止，中国是主要经济体中的“异类”。因此，我们的增长预测假定到2040年私人消费占总支出之比将从不到40%增加到55%，投资则会出现同等规模的降幅。消费者将变得更加富裕，对经济也更加重要，服务需求相对商品需求有所增加。在我们的预测中，未来二十年中国服务业产出年化增长率（真实值）将达到5.2%，是工业增长率（2.7%）的近两倍。

这一最终需求的变化将影响到整个国内供应链。比如，如果中国在公路和机场等实体基础设施的投资减少，那么其钢铁需求量也会下降，进而煤炭需求量也跟着下降。由消费推动的经济要比靠面向出口的重工业和制造业推动的经济碳密集性更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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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这一再平衡情景应用于标准普尔全球普氏分析全球综合能源模型，研究到2060年实现碳中性对中国意味着什么。模型平衡了终端能源消费与可得能源供给，探索了各行业能源使用情况以及化石燃料燃烧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我们考虑了四种中国能源使用情景。第一种情景假定不发生经济再平衡，能源密集性不变。第二种和第三种假定比较了经济再平衡在最有可能的基线情况下如何影响能源需求，即当前能源效率和可再生能源使用趋势保持下去。第四种情景考虑与更具挑战性的“2℃情景”相应的经济再平衡，即根据巴黎协定减少碳密集型燃料的使用。

我们发现，光靠经济再平衡可以让中国到2040年额外降低32%的二氧化碳排放（见表1）。如果中国追求2℃目标，加快可再生能源转型，那么我们的模型指向更加剧烈（61%）的排放降幅。

[表1]

再平衡对排放的最直接的降低效应来自它可以在2040年降低20%的整体经济的能源密集度（与无再平衡情景相比）。但我们还可以通过终端用户行业评估再平衡的影响。即便在极端低碳模型假设下，工业终端用户行业也将放缓以实现去碳化，因而从这些行业转向消费和服务能加快转型。

我们的情景可能但严酷。消费占中国经济的比重在过去十年中上升了不到五个百分点，它必须加快一倍，才能在2040年实现55%的比重。

从能源角度，需要采取重大政策降低交通、发电和其他行业的碳密集性。形式可以是进一步限制乃至禁止销售内燃机汽车、提高能源效率目标、激励建筑改装、投资全国输变电基础设施等。我们没有为氢燃料以及碳捕获、利用和存储技术的潜在效果进行建模。到2060年，这两项可能起到关键作用。

明年，中国将公布第十四个五年计划（2021-2025），届时我们将了解到更多。如果其政策蓝图为消费者打下提高支出、迈向发达经济水平的基础，那么实现碳中性将变得更加容易。尽管如此，中国需要做出一些关于煤炭的艰难决定，才能满足我们的模型的2℃假设，并坚定地走在可持续发展之路上。

标准普尔全球普氏的马克·莫祖尔（Mark Mozur）和艾伦·斯特鲁斯（Alan Struth）对本专栏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