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n Bloomberg/Getty Images

从依赖债务推增长转向依靠净股权资产创增值

香港— 诸多最新评论警告中国债务激增,从2008年占GDP的148%增加到2015年三季度末的249%。许多人焦虑地指出,中国债务已经堪与欧盟(占GDP的270%)和美国(占GDP的248%)相当。他们的担忧正确吗?

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但尽管观察家们的担心并非完全毫无根据,敲响系统风险警报仍为时尚早。最新的汇丰银行报告指出,近期中国债务的迅速积累主要集中在公司和地方政府层面,整体情况并不像许多人所认为的那样危险。

首先,中国有非常高的储蓄率——在过去十年中超过45%,远远高于发达经济体——这使得它能够维持较高的债务水平。此外,中国银行系统仍是家庭部门储蓄的主要渠道,这意味着这些储蓄通过银行贷款支持公司投资,而不是用于股权融资(股权融资只占净投资的5%左右)。事实上,债务占GDP之比的上升有相当部分可归因于中国股权资本市场的相对不发达。

考虑这些因素后,中国总体债务水平并未高得反常。尽管债务或许是产能过剩和生产率低下的中国公司的大问题,但快速成长的有效率部门和地区往往没有太多的麻烦。更一般地讲,中国最近在提高劳动生产率方面、鼓励技术创新和改善主要城市服务质量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尽管中小型民营企业仍然面临严重的金融抑制和融资渠道不畅等问题。

当然,中国的债务水平仍在上升——如果不加以遏制,这一趋势可能给金融和经济稳定带来威胁。但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结构表明它仍有充足的空间遏制债务激增可能带来的风险。

受益于中国的高储蓄率,2015年底中国银行系统贷款与存款之比为74%,存在央行的法定准备金率高达17.4%。资本充足率高达13.2%。考虑到中国净对外贷款头寸高达1.8万亿美元或GDP的17.2%,央行有足够的流动性,不必推出非常规货币政策(极低利率),而只需降低银行的准备金率来应对可能的债务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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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三十多年的高速收入增长后,中国几乎所有部门都已经积累起相当的财富(或净资产)。不论以何种标准衡量,中国家庭部门杠杆率都十分低,其债务与存款之比为47.6%。即使是公司部门,杠杆也不如许多报告所显示的那样夸张。2016年3月底,家庭存款占146.5万亿银行总存款的40.1%,非金融企业占32.1%,政府存款占17.1%。非金融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总债务占存款之比为97.6%,这意味着这些部门的总存款比它们欠银行系统的债务多出1.7万亿元。

此外,按中国社会科学院一项研究测算,中央和地方政府所积累的净资产达到了GDP的近146%,其中大部分为房地产和基础设施。简言之,尽管中国存在资本配置效率低下的问题,但距离偿债或流动性危机还相距甚远。

尽管如此,中国确实需要解决国内债务积压问题。一个通常的政策选择是提高通胀。但近几年来发达国家以沉痛的教训领教了这类政策的困难性,它们大规模实施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并没能克服通缩。世界上大部分发达经济体面临着极低的通胀,甚至有可能发生物价水平全面下跌的情况,在这样的通缩背景下,债务的真实负担其实在节节攀升。

第二个通常的政策选择是发行更多股票。对于面向高增长、高风险部门的融资,银行系统并不是合适的渠道,而正确的做法是通过股票融资来持有风险资本。但去年A股暴涨暴跌——跌幅之大曾导致一大半A股公司停盘——彰显出在投资文化和税收制度仍然偏向债务融资的情况下,构建强大的股市融资渠道的困难性。

但中国仍有其他政策选择。持有大量债务的公司中有很大一部分为国企,因此更多地受到政策而非市场约束。简言之,政府拥有改变资产负债表的权力和能力。关键是政府要鼓励减少不良债务和增加安全资产的存量,同时对过剩产能课税并鼓励创新,从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柏林自由大学的吉奥科莫·科尔尼奥(Giacomo Corneo)建议,除了对闲置房地产课税,中国还应该成立一个主权财富基金以改善公共资产的价值管理。据估计,这类资产高达18万亿美元,因此提高此类公共资产的资本回报率将刺激GDP增长、减少债务。中国银行监管部门已经允许债转股及其它国有资产改革试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应该将这一方针纳入到加速国有企业改革的全面战略中去。

中国拥有解决债务负担不断增加这个问题的能力工具,及较高的储蓄率。但是,在增长减速的情况下,改革的机会窗口正在收窄。中国越早实现从依赖债务增长到依靠净股权资产增值的再平衡,结果就将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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