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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能拯救全球秩序吗?

安纳波利斯—在1月份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用中国自身的最新经验为全球化辩护,并提出了一个包容性、可持续发展的愿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与国际主义渐行渐远之际,中国站出来支撑了全球领导力。中国真的能够提供维持全球化引擎运转所需要的新的解决方案吗?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战后自由秩序陷入了严重的麻烦。金融危机削弱了西方经济体,也冲击了全球治理机构和监管当局。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拉加德,危机爆发后,新兴经济体贡献了全球总增长的80%多,目前它们的GDP占全球的60%。

与此同时,新兴力量,特别是中国和俄罗斯,进一步受到关键自由派机构和价值观的束缚。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和干预叙利亚挑战了“保护责任”(R2P)等人道主义干预原则,而中国崛起正面临着战后全球秩序中的西方霸权——不论是硬实力还是软实力。

美国对这些发展态势的应对之道是试图建立自有秩序2.0,方法就是战略性转向亚洲,捍卫现状。许多观察者聚焦于美国在遏制中国的地区主宰地位方面的角色。但美国还想捍卫和强化让战后亚洲得以成功的原则——及美国前助理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Kurt Pambell)所谓的的亚洲的“操作系统”。

因此,奥巴马政府着手推进缅甸民主;执行保护航海自由的规则;并完成了美国与其他11个环太平洋国家之间的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TPP)。与此同时,2015年12月,美国国会批准了IMF 2010年配额和治理改革;2016年10月,IMF理事会将人民币纳入构成IMF账户单位——特别提款权(SDR)的货币篮子。

如果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赢得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现在我们将看到美国继续领导世界振兴和保持亚洲及其他地区存在已久的现状。但随着特朗普的上台,许多人担心现有国际安排很快将寿终正寝。

美国在保持自由世界秩序中的利益来自它的角色,即政治学家所谓的体系中的“负责任的受托人”和“特权者”。但特朗普将美国霸权视为一个负担,似乎没有察觉到它给美国带来的特权,比如控制世界主要储备货币所带来的诸多好处。但与此同时,特朗普又不愿意牺牲美国在全球超然独立的地位,这意味着他表现出偏好贸易战,甚至军事冲突。

在如此世界中的中国的角色时,值得注意中国自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末期以来发生了一个根本性变化,它不再关注国际地位,转而更加专注于国家复兴,或“中国梦”。比如,哈佛大学的阿拉斯泰尔·伊恩·约翰斯顿(Alastair Iain Johnston)的一份中国媒体分析认为,“习近平的主要思想不是关注反对国外‘敌对势力’,而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外交政策现实派根据一国的自我感知或物质能力定义超级大国地位。但是,对中国来说,地位要放到它与既成权威即西方的关系中感受。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认为美国和西方代表着全球主流。中国领导人也许并不想加入西方,但他们显然寻求西方的承认。他们不想让中国被看成敌对修正主义力量,被归为现有秩序的“外部集团”。

因此,中国开始向西方靠拢,寻求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中国政府的改革思维认定中国要“与国际接轨”。但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突然发现这一“国际轨道”陷入了麻烦。既是出于必要,也是出于选择,中国开始变得以自我为中心的“后责任”(post-responsible)力量。它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现状的束缚,而是更倾向于改变现状。

幸运的是,中国的行为不像是传统意义上的修正主义力量,而是继续深度致力于经济全球化。中国领导人将中国视为这一过程的新引擎。2013年以来,习近平一直在推动中国的大规模“一带一路”计划,该计划旨在通过全球互通和基础设施投资刺激增长。中国不想看到分裂的亚洲或沿地缘政治裂缝分裂的碎片化的地区区块,因此它通过共同利益来培养国际睦仪。

但试图高举经济全球化的火炬引领��界前进的过程中,中国将面临一系列独特的问题。首先,它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其国内形势兼具政治风险和经济不确定性。习近平政府正在勉力保持国内稳定,中国需要摆脱劳动密集型的大量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转向基于国内消费和服务的增长模式。国内日程的主要地位意味着中国领导全球变革的努力将缺少明确的愿景和一致的战略。

第二个问题来自中国未竟的国际地位转型。在二战中一战而胜后,美国立刻就毫无争议地主宰了地球。而寻求领导下一阶段经济全球化的中国缺少类似的地缘政治实力和合法性。

西方和发展中国家观察者之一中国所提出的方案到底是不是真正的公共品;比如,许多人怀疑中国“一带一路”计划是一个自私的单边阴谋。这一不确定性构成了一个中心点:也许自由世界秩序会陷入麻烦,但中国领导的另辟蹊径局势仍不明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