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制度改革挑战

香港—上个月，一位将经济理论应用于历史分析并提供了制度和社会变迁宝贵洞见的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在密歇根州的家中去世。但他的思想是不朽的，特别是在中国。诺斯从未专研中国的制度发展，但他的理论框架却能够让中国领导人在引领中国下一阶段制度变迁时获得宝贵的启发。

在1993年的诺贝尔奖演讲中，诺斯提出了决策者可以从他的研究中汲取的三个教训。首先，决定经济表现的是“正式规则、潜规则和执法特征”的结合。其次，政治对经济表现具有强烈影响，因为政治“决定并执行经济规则”。最后，适应效率（adaptive efficiency，即规则如何变化），而不是配置效率（allocative efficiency，当下的规则是否最有效），是长期增长的关键。

这些教训与启发来自诺斯对西欧制度和经济发展的研究及评估。他将欧洲的工业革命归因于两个关键因素：一个是为数众多的不同信仰体系的存在，另一个是新兴主权力量之间和内部的激烈竞争。具体而言，英国人和荷兰人创造了多样化的政治/经济单位，这些经济单位演化为促成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经济制度。这些经济制度通过更低的交易成本、明晰且可执法的产权以及其他公共领域的规则和规范带来了超凡的经济和政治表现。

诺斯观察到，制度变化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这不但要克服既得利益，还必须克服陈旧的信仰体系和思维模式。他指出，制度的突破关键在于贸易规则应超越本地社区内的贸易，从而让匿名的不带个人色彩的交易可以跨空间和时间进行。有生命力的制度需要学习和适应，克服其制度体系自身的历史偏见和局限。

诺斯的工作有助于解释中国过去三十年来所发生的剧烈的制度变迁和经济成就，并对中国在未来十年将遇到的改革挑战有重要的启发。事实上，他的贡献有助于缓和最近在讨论中国前途的场合所弥漫的悲观情绪。

首先，目前的中国经济存在大量的激烈竞争。中国的大城市（特别是最近提出的在上海、广东、天津和厦门设立的自贸区）相互竞争激烈。而新一波科技创新公司（如华为、腾讯和阿里巴巴）正在竞相开启新的商品、服务、人才、资本和知识市场。

Subscribe to PS Digital

Subscribe to PS Digital

Access every new PS commentary, our entire On Point suite of subscriber-exclusive content – including Longer Reads, Insider Interviews, Big Picture/Big Question, and Say More – and the full PS archive.

Subscribe Now

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致力于构建一个更高效的、越来越多由服务业推动，并更受市场和法治约束的经济。中国最近不断承诺放松国内和国外投资者准入要求，加大市场开放度，并不断在强化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知识的产权；这些制度层面的变化与数字和机器人技术的进步互相作用，正不断降低中国经济的交易成本。

此外，过去十年中国建设了许多必须的硬件基础设施（也许有些领域有过量之嫌），现在中国政府开始强调建软件基础设施，包括为促进市场发展的法律、会计、金融、及互联网等服务行业。2015年，中国的服务业占GDP之比已经超过制造业和第一产业之和。

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还是任重道远，但政府已开始有意地允许一些民营新技术企业巨头与国有金融机构竞争。而几年前没人预料到中国共产党铲除腐败，包括军队、金融业和党内最高层的腐败，的力度会如此之大。

中国政府在促成人民币被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储备资金账户货币篮子（即特别提款权SDR）时向后者做出了一系列承诺，这些承诺有助于强化中国的市场化制度转型。另外，由美国主导的涵盖了中国大部分邻国，但还没有包括中国的，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TPP）的建立也将对中国走向更市场化的制度产生类似的约束效应。

中国共产党并不以西方自由民主治理模式为基准来考评自己的制度建设，而更多的是受到中国古代法家传统的影响。法家传统强调强大的中央威权，并通过坚持任人唯贤的问责标准维持其合法性。也许更重要的是，中国当局目前更依赖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一批体制内智囊及中央与地方干部来设计其国家发展路线图，而不是靠传统的党内意识形态理论家。

这一方针在今年夏天以来得到了强化，尽管当时遇到了严重的股票市场动荡，但中国决策层之后仍坚守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承诺，不断推出更市场化的改革。这清楚地表明，为提高收入及实现小康社会目标，中国决策层有意识改变及升级其经济、社会、政治发展理念和思维方式 。

尽管如此，中国仍需要克服许多制度改革困难，特别是在制度的适应效率方面。其中的一个关键是需要清楚地认识到：正式规则容易迅速改变，但文化与潜规则往往难以在短期改变。新的正式规则可能与现存的非正式规范相冲突，导致官僚体系的激励机制被扭曲，对官员及国有企业的负责人的行为和表现造成消极影响。

中国决策层必须面对的一个艰巨市场挑战是：由于中国在制度方面的一些短板，中国经济能提供的产品及服务与消费者需要的产品与服务之间的不匹配。根据诺斯的观点，国家制度能力不足是一个短期配置效率问题或一个历史积累的沉淀成本，可以用提高制度的适应效率来补偿，也就是找到更好的改革机制，让效率更高的制度不断代替效率低下的制度。

诺斯的理论遗产对于未来几年中国决策者应对制度改革挑战至关重要，因为它给出了关于如何应对快速制度变化的实用指引。如果希望对中国制度变革之父邓小平在三十多年前所提出的“摸着石头过河”的策略有所提升与改进，以便更快达到河对岸，中国需要重视诺斯给出的有关制度变迁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