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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不完全契约

香港—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被授予哈佛大学的奥利佛·哈特(Oliver Hart)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本特·霍尔姆斯特罗姆(Bengt Holmström),以表彰他们在产权和契约经济学方面的开创性工作。如今,中国正在尝试艰难的转型——从不完全契约系统转向更成熟完善的产权体制与市场,哈特和霍尔斯特罗姆的理论贡献在真实世界中的重要性从未如此清晰。

不论什么契约,都无法具体规定一切可能性。因此,契约必须转而规定“剩余控制权及剩余收益权”的配置——谁可以在怎样的环境下做决定及谁可以获得相应的收益。对于一个尝试逐渐增加市场力量的中央计划经济而言,这样的具体但不完全的契约是无比宝贵的——至少在一开始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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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者并没有忽视不完全契约的重要性。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他们引入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国企的“企业承包责任制”。这些制度本质上是将更多的决策权利和一定的利润以不完全契约的方式委托给了农民和工人,因此给了他们更大的激励在集体所有制的土地上和国有制企业中更加高效地工作。

1994年,中国以类似的方法进行了财政改革,解决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税收分配问题,与土地和地方经济发展有关的控制权利被委托给地方官员,特别是在市和县的层面。这有助于推进地方发展,尽管也为地方官员制造了攫取利益的空间——后来演变成一些赤裸裸的腐败。

接着,不完全契约方法又被用到了影子银行领域。监管者允许基于不完全契约的金融中介的创新,如信托公司和互联网金融平台,同时对正规银行部门施加了严格的控制。

中国领导人通过界定部分决策权和收益权,让利益相关方有激励与同一层面的企业及地方对手进行高效竞争,同时又不必完全放弃中央权威及国家对资产终极拥有与控制。正是这些不完全契约构成了中国过去三十多年市场竞争不断加强的基础。而在制度和意识形态逐渐变化后,许多不完全契约就顺利过渡到了有明确私有产权的民营企业及上市公司。

尽管不完全契约的改革策略在向市场经济转型期间是不可或缺的,它并不是长期解决方案。以有效的法律和司法框架为基础,更清晰地定义和更安全地保护产权及履行合约仍然十分必要。事实上,不完全契约的漏洞正在阻挠中国改革的进程。

比如,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一个长期遗留问题是农地产权不清晰。目前,法律上农地仍归本地农民集体所有,尽管土地使用权利以30年的合约期承包给了个体家庭。如果不进行土地的私有化,农民就无法以市场价格出售土地用于城市开发,这给滥权和腐败创造了空间,也为社会动荡埋下了祸根,特别是因为在中国高速增长时期,城市和农村土地价值差距迅速拉大。

类似地,企业承包制也没有让国有企业走上持续盈利之路。和没有借贷的农民不同,国企从国有银行大量借贷。当国企产生利润时,其收益由管理者和员工分享。但当国企产生亏损时——比如20世纪90年代——银行就不得不背上巨量不良贷款。

当年朱镕基总理通过将国企坏账转移给四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的办法解决了当时的国企坏账问题,并将大部分亏损的中小国企民营化。剩下的大型国有银行和企业由于其垄断地位而能够盈利,从而能够在香港、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并在此后的多年中为中国大规模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做出了关键贡献。

但国企也是���多严重问题的根源。它们在财务和人力资本方面的效率远远比不上民营企业,并且也是一些腐败案件和能源及资源价格扭曲的源头。此外,由国企主导的股市也逐渐开始阻碍中国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健康发展;它们不但霸占非常稀缺的股本资源,也让兼并与收购市场的正常操作变得十分复杂。

如今,上市国企的公司所有权和控制权已经变得非常复杂而难以适应市场化的变更重组。但企业控制权市场对于改善企业治理和竞争力至关重要,特别是在未来经济增长的基础行业,如服务、知识和创新驱动行业。

习近平主席领导的中国政府从2012年以来采取了一些列措施治理国有部门,包括发动了大规模反腐运动,目标是提高政府及国企效率及限制因权力下放缺少制衡而导致的滥权。但彻底解决腐败、污染、产能过剩和债务还需要靠大手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特别是与完善产权及契约制度相关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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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中国的不完全契约体制亟待完善。关键是通过司法改革来制定有序的、制度化的流程来解决产权和契约纠纷。比如,更强大的破产法能让银行和监管部门执行信用纪律,将薄弱或破产的借款人踢出金融系统以提高其效率与竞争力及降低系统风险。

中国朝向高收入国家的进步之路需要制定基于更完全契约及更完整产权的市场制度。或许中国决策部门可以从哈特和霍尔姆斯特罗姆的研究得到启发及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