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a's President Xi Jinping shakes hands with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Chairman Zhang Dejiang WANG ZHAO/AFP/Getty Images

如何正确评判中国的国家治理?

香港—一年一度的中国“两会”(人大和政协会议)后,似乎所有西方观察者都在讨论取消国家主席两届任期限制的话题。国际媒体强调了这是中国领导人在巩固权力,甚至是在培养个人崇拜。但这样的解读过于简单,没有看到中国国家治理的实质性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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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主流观点担心习近平权威日益加强其实是体现了美国和欧洲对它们的民主体制日益遭到挑战而感到焦虑。在世界从单极向多极体系转变的时代,我们不能仅仅从传统的西方视角来看待及评判中国的政治发展及其国家治理。

中国最近在国家治理方面的变化应该被视为中国大历史及更广泛的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国家治理体系正相互竞争,以应对复杂的、在全球范围内相互关联的的各种挑战,包括颠覆性新技术的涌现、地缘政治对抗、气候变化和人口结构演变等。简言之,各国正在寻找维护与改善其国家治理的立足点,特别是如何应对持续不断的结构调整及伴随的社会问题。

在日新月异的世界里,国家治理体系必须确保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环境下不仅能够迅速决策来解决不断积累的长期结构性经济社会问题,同时还可以确保政府问责。这才是我们正确评估中国政治发展与国家治理的标准,而不应该仅以从传统西式国家治理体系导出的期望为标准。

事实上,西式国家治理体系早已不再是其鼓吹者一直以来所宣称的国家治理“金本位”。西方民主国家正面临严重的来自内部的民粹主义的威胁与挑战,并催生了贸易保护主义等危险的政策偏向。这些内部威胁之所以产生,主要是因为西方民主国家在国际环境剧烈变化过程中没能解决好国内收入不平等、政治极化、国家债务高企、公共基础设施破败等长期积累的经济与社会问题。

这些政府在公共服务方面的失灵部分反映了主导西方民主体制的政治家短期短视行为。过短的选举周期(六个月到四年)常常迫使政治家专注于周期性问题,而忽略了妨碍长期生产率进步、收入增长、及社会公平的结构性瓶颈。(类似地,许多西方企业也总是将经营基于季度结果,而忽视长期风险和机会。)

相反,中国领导人在制定和执行政策的时候,往往以几十年为时间跨度来考虑面临的经济与社会问题及应对策略。这对于制定有效措施来应对结构性变化至关重要,特别是在处理经过40年高速增长和发展后产生的,包括腐败、不平等、与环境污染等,一系列经济与社会顽症的时候。

在现有的国家治理体系下,中国的各个部门及地方已经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开始解决这些长期积累的经济与社会问题,以创造更平等,更有创新力、及更有适应力的社会。也只有这样面对改革的硬骨头,中国才能在人口老龄化给经济增长造成更大压力之前突破所谓的 “中等收入陷阱”。

更进一步看,中国领导人已经制定了一个国家经济和治理现代化的30年目标。很少看到世界上其它国家可以制定如此长远的政策目标,更不用说落实了。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为习近平主席和王岐山副主席实现这一长期愿景铺平了道路,从而提高了中国未来发展取得成功的机率。

习近平和王岐山都是久经考验的政治家,拥有丰富的处理危机和驾驭复杂的制度变革和社会挑战的经验,不管是在地方层面还是在全球层面。两人都熟谙历史,具备面对顽固既得利益所需要的魅力和决心。因此,延长他们的领导任期对中国顺利度过其历史转折时期至关重要。

但这并不意味着新的国家治理体系没有问责机制。相反,全国人大批准对国家治理结构进行重大修改,成立了新的国家监察委员会负责监督所有官员的腐败问题,不论属于哪个党派与部门、不论在党内地位有多高,都要接受监察委的监督。

国务院也进行了重组,各部门、委员会和机构进行了整合和梳理,以便更加有序及有效地深化改革。比如,农业和农村事务合并为一个部,所有环境保护事务也整合为一个部。

为了降低金融业风险(包括杠杆率过高和影子银行问题),银行和保险监管被整合为新的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这些彻底的机构改革使中国的国家治理结构在功能上更加接近美国和欧洲。

与习近平和王岐山类似,这些机构的新任官员也是有奉献精神、有能力、有经验的改革者。曾在哈佛求学、在长期发展规划方面拥有30多年经验、对市场力量如何支持高效的资源配置有着深刻理解的刘鹤出任国务院副总理,辅佐总理李克强。金融改革则交给了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有美国留学经历的易纲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曾赴牛津大学进修、拥有在省、央行和证监会高层领导履历的郭树清。

两千年前,中国哲学家韩非子认为治国需要三个要素:法治规范、官僚技术和政治意势。修订法律法规和国家治理部门的改革很重要,但如果政治领袖没有持久的改革决心,一切都是空谈。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之所以能够存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的几代领导人能够果断持续地直面并纠正各种市场及政府失灵。进一步提高政府问责的新措施对于加强国家治理体系的合法性至关重要,将提升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与美国和欧洲一样,中国太大,不容失败。因此,中国有责任发展出一套能够真正实现经济和社会结构有效变化,同时又确保政府有效问责,的国家治理体系。评判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标准是其能否适应及应对在中国大历史的背景下出现的各种长期结构调整的挑战,为国家和全球福利做出贡献,而不是其是否符合短期流行的一些西方标准。

http://prosyn.org/EFwYisF/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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