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rkers distribute packs VCG/Getty Images

中国伟大的城市竞赛

上海—一个值得关注并且有趣的现象正在中国的经济版图上上演。过去5年,东北地区--那里是石油、钢铁等基础产业的重镇--在加速衰落,人口在往外流失。而矿产资源富裕的河北、内蒙等地也同样陷入几乎不可挽救的困境。因为北京政府决心整顿过剩的产能和实施加大传统产业的重组政策,传统行业的收缩和就业毁灭正在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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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来经济增长褪去光彩的不仅仅是那些资源型行业与黑色金属等传统重工业领域,那些离开超级大城市距离较远而又相对分散的地区,似乎机会也越来越少,经济不容乐观。

实际上,这些正在衰退的产业和地区还只是中国范围更加广泛的经济结构变迁的一个缩影。北京城市实验室基于最近一次人口普查的研究显示,在中国600多个城市中,过去10年约有1/3的城市在收缩,也就是说,经济的转型不仅造成乡村的数量在快速减少,而且那些因经济停滞和人口流失而趋于收缩的小城市也不在少数。由于向新科技产业和现代服务业转型,过去10年中国经济的增长极不可阻挡地向一些大城市移动。这意味着高生产率的城市和产业依然是技能劳动力和生产性资本的吸铁石,大城市越来越成为中国经济的新的增长极。

那么,谁是中国经济转型的推动者?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看看在全球正变得耀眼无比的新型科技产业的表现吧。2018年1月在美国拉斯维加斯举办的一年一度的消费电子展(CES)上,来自中国的企业已经不可思议地占到了全部参展企业的40%,多达1500多家,仅深圳一个城市就有500多家企业参展。这在5年前是不可想象的。以此外推,两年后,CES变成中国的消费电子展会,也许并不是个玩笑。

作为中国曾经设立的第一个经济特区,毗邻香港的深圳10多年前还面临被谁抛弃的质疑,如今已经成为中国最具科技创新活力的超级大城市。而就在过去3-5年,除了北京、上海和广州之外,这些年在新科技产业领域强势崛起的城市名单中还增加了杭州、苏州、南京、成都、重庆、天津、武汉、青岛、西安等二线的超大城市(也称为新一线城市)。他们正在转型成为ICT和新科技产业的前沿基地,使得中国在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智能汽车、无人机、机器人、VR和游戏,AR、智能家居、可穿戴设备制造等领域迅速崛起,成为全球领先的国家。

中国信息和新科技产业的崛起不过是增长极转移到那些大城市的直接结果,至少从目前的格局来看是如此。而大城市之间为转换增长动能而展开的锦标赛成为这些新技术产业扩张的催化剂。在中国,地方政府之间在经济发展上的竞赛由来已久,但如果不能近距离观察中国,不容易感受它的力量。

以中国的超级大都市上海为例,这几年被深圳和杭州在产业升级和经济活力上表现出的咄咄逼人的势头深感不安,不得不以加快建设“全球科创中心城市”的目标迎接挑战;而深圳2017年的GDP很有可能接近2.2万亿人民币,直逼上海,超越了香港和广州。可以想象,作为深圳所在的广东省的省会城市,广州的GDP被深圳超越,虽颓然叹气,也会有奋起直追的决心。

这是发生在中国城市之间的新一轮的竞赛,它将加速科技和人才资源向大城市集聚。在中国,地方政府之间在经济发展上的竞赛由来已久。它的存在是中国的地方官员受到自上而下政治激励的一个佐证。就短期而言,评估城市之间这种竞争在促进中国科技产业发展上的作用是复杂的,负面的影响也显而易见,但长期看,地区间政府的这种横向竞争总体上还是维护了市场的力量,驱使要素赶往生产率增长更快的地区和用途。这种竞争的总体效应趋于为正。

包括我在内的经济学家的研究发现,上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经历的与全球产业链衔接完好的快速工业化进程,地方政府(特别是县市)间的标尺竞争立下汗马功劳。实际上,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地区成为外商直接投资的目的地,制造业先后脱颖而出,均以县或县级市为推手,这是因为拥有土地支配权的恰是县级政府而不是省地级政府,而土地在早期工业化中扮演格外重要的角色。

这些年,鼓励科创企业落户和年轻人创业取代了过去对传统制造业的青睐,成为中国大城市政府的共识。受制于经济增长放慢和财政状况恶化,地方政府因势利导,转向对经济增长新动能的鼓励,并制定吸引科技人才和科创企业落户的竞争性政策。竞争政策的范围从对创业企业的一揽子支持政策扩大到了广揽优秀人才的系列政策,包括个人的税收优惠、购房补贴,甚至为医疗和子女教育提供超乎想象的便利。包括上海在内的多个大城市的领导人最近频繁呼吁要真正改善当地的营商环境,均暗含这样的承诺。

观察当前的中国经济,即便在不少领域依然存在大量的资源错配现象,不可否认中国的一些大城市正在成为推动中国经济转型的主力,增长动能正从中小城市驱动转入大城市引导,包括科技创新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在内的一些新领域在较短的时间里获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

未来,这样的趋势预计会持续下来。中共十九大决定用增长质量取代数量作为发展目标,地方领导人接受考核的绩效势必与增长质量的内涵挂钩,而有质量的增长多数情况下是在生产要素向科技创新产业和现代服务业领域的聚集中实现的。这最终需要让大城市在地方经济发展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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