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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发展援助

北京—今年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春季年会静悄悄地过去了,但有理由认为全球经济仍然面临一些忧虑。即将到来的英国“硬”脱欧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反全球化日程正在制造经济不确定性,并将持续一段时间。

与特朗普相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坚决捍卫全球化,并为制造全球公共品、加强互通性和创造发展中国家工作岗位投入新的资本。60多个国家对习近平的“一带一路”计划表示欢迎,其中28国首脑将在5月14日来到北京参加一带一路峰会。那么,中国为什么要追求这个被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所接受的宏大愿景?

在我们的新书《超越发展援助》中,我们指出,官方发展援助(ODA)并不总是需要享有特殊对待,并且提出了要“超越援助”,走向更广泛的包括贸易和投资在内的方针——比如中国所采取的方针。目前,经合组织对ODA的定义甚至不包过一些便利受助国结构改革的更加有效的工具,如权益投资和大额无优惠基础设施贷款等。

通过将援助与贸易和投资结合起来,援助国和受助国都可以从中获益。比如,南南发展合作采取所有这三类活动充分利用受助国的经济优势。这使得南南发展合作避免了标准ODA模式中合作国家所遇到的瓶颈,即援助与贸易和私人投资相隔离,从而阻碍国家利用自身比较优势。

在我们的书中,我们通过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看待这一问题。新结构经济学将经济发展视为技术、产业以及软硬基础设施的持续的结构变化过程——所有这些因素都能提高劳动生产率,进而提高人均收入。

新结构经济学认为,低收入国家推动动态增长和发展的最有效、最可持续的方法是发展它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部门:即生产成本较低,但交易成本因为软硬基础设施不足而较高的部门。政府可以通过建设特别经济区或产业园、改善基础设施、加强这些区域的整体营商环境吸引力等方式来帮助降低交易成本。采用这一方法,发展中国家可以实现动态增长,形成就业创造和贫困减少的良性循环,即使其总体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仍然有所欠缺。

此外,中国、巴西和印度等大型新兴市场经济体可以利用它们在基础设施和轻制造业方面的比较优势帮助其他国家。对中国来说,就是要牢记《论语》中的话“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拥有显而易见的比较优势,这来自其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中国工地工头的成本是经合组织国家的八分之一)以及使其能够实现其他国家无从实现的规模经济的巨大的国内市场。因此,中国高铁总建设成本只有工业化国家的三分之二。

但中国在97个子部门���的46个的比较优势——特别是制造业——也能让其他发展中国家获益。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劳动密集型产业正在流向工资更低的发展中国家,创造了数百万个工作机会。比如,华坚鞋业、C&H服饰和JD集团(一家成衣制造商)目前分别在埃塞俄比亚、卢旺达和坦桑尼亚的特别经济区设厂经营。

除了输出其比较优势,中国也在部署“耐心资本”(patient capital),这种投资期限往往达到十年或更长。在一篇最近发表的文章中,我们将耐心资本界定为“关系”投资,即投资者对一国的发展有着长期利益。耐心资本所有者类似于权益投资者,但他们愿意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让钱“沉”在实体部门。

耐心资本所有者也更加愿意,同时也更有能力承担风险。在下图中,我们看到一国净外国资产头寸与其长期导向强相关。另一方面,短期导向、储蓄低的国家,经外国资产头寸往往出现恶化,同时外债高企。

capital

耐心资本在基础设施融资中非常重要,因为它往往伴随技术和管理知识,有助于改善全球连通性、加速发展。

目前,中国巨大的耐心资本储备被用于其国内项目的融资。但随着更多中国企业和银行“走向全球”,输出的耐心资本也会越来越多。事实上,中国有望很快成为世界最大的净债权国,其净外国资产的一部分将以耐心资本的形式出现,适合在全球改善基础设施、发展制造业、创造就业岗位。

2015年以来,发展金融开始较少来自传统援助,较多来自新兴经济体的发展融资机构、开发银行和主权财富基金。比如,中国在2016—2018年间为非洲提供了600亿美元发展融资——其中大部分是耐心资本。

随着与全球北方和南方合作伙伴开展合作,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也在从双边主义转向多边主义。新的南方主导的机构,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新开发银行,在与老牌多边开发银行合作的过程中学习如何成为更好的合作者,也为全球发展措施添加动力。

此外,中国也在试图从发展伙伴身上学习,以改善自身的治理、劳动和环境标准。这一双向过程催生了新思想、新理论和新概念——我们的书就是其中之一。中国欣然接受其全球角色应该受到各国的欢迎。我们对南北合作确保全人类的和平与未来感到谨慎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