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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如何实现“百年目标”?

上海-习近平主席把中国成为先进的富强国家的目标时钟设定在了2049年,这一年是新中国成立100年。这意味着中国要为未来30年的经济发展寻找到确定的道路。作为未来旅行的第一步,中国政府需要看清楚经济在过去40年的成功靠了什么,更要弄明白这个经验和模式未来是否还管用。

过去40年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毫无疑问是成功的,它在出口和收入上取得了连续数十年的超常的增长,作为一个巨大的国家,这是不多见的。由于快速的经济发展,中国的城市化率从1978年的18%上升至2016年的57%,平均每年新增了1000多万的城市人口。得益于快速的经济发展,中国的贫困人口规模从1985年的1.25亿下降至2016年的5千万,中国对全球减贫的贡献率超过70%。到明年,中国将宣布全面消除贫困。

中国过去40年经济发展的成功是建立在吸取之前30年的教训并纠正错误政策之上的。邓深知毛时代的教条主义和集权计划体制的致命后果。不切实际和违反自身比较优势的发展模式让中国丧失了作为后来者可以通过贸易和投资更多学习先行者技术的机会。从50年代后期毛发起的不断的政治运动,特别是经历长达10年的狂热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更是对经济活动造成持续的冲击,中国经济几乎到了崩溃边缘。1977年底,根据当时国家计委的估计,“文革”十年造成的国民收入损失约为5000亿元人民币。这个数字相当于建国30年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80%,超过了建国30年全国固定资产的总和。

更重要的是,那30年尽管中国在极少数尖端科学等方面依然取得成就,但它并没有让普通中国人摆脱普遍的贫困。85%的中国人生活在与城市隔离的农村并且解决不了温饱。到1978年,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连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平均收入的1/3都没有达到,差不多84%的人口生活在每天1.25美元的国际贫困线之下。而如果不能解决吃饭问题,邓小平宁愿放弃那个被描述得十分美好的理想,他极力倡导一切要“实事求是”。 据说,实事求是这四个字来自于刻在毛家乡那个拥有千年学府之美誉的岳麓书院大门上的。

从这么一个起点开始,邓小平决心放弃不切实际的赶超战略,向更加务实的发展模式转变,加之推行市场化的改革和对外开放,中国在过去40年里逐步走上了一条靠出口引领的快速工业化轨道。创造条件并鼓励利用外资来带动那些拥有潜在比较优势的部门,让更多的劳动力参与其中,将其快速转变成有全球竞争优势的领先部门,实现了小步快跑的持续的结构变化、资本积累和生产率增长。在此过程中,中国努力改革其经体制去适应增长和结构的变化,并制定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把中国从一个相对封闭的经济转变成在制造业上具有全球竞争优势的开放经济。

把中国取得的经济成就归因于过去40年的改革和开放当然是对的。但是,作为工业化的后来者,它真正的成功之处在于把握住了向先行工业化国家和先进经济体的学习机会,并利用这些机会来充分挖掘其作为后来者的优势,快速推动本土的工业化和经济转型。这使得中国即便作为一个大国,仍然拥有了超常的贸易依存度。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在1975-1979年间,中国贸易依存度是有记载的120个经济体中最低的,而到1990-1994年,这一比例上升至36%,到2007年超过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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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经济学家而言,一个拥有近14亿人口的大国有这么高的贸易依存度的确是不寻常的现象。实际上,中国较高的贸易依存度反映了由外商直接投资主导的加工贸易比重较高的事实。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大多数时间里,由在华外商直接投资企业主导的加工贸易占了中国贸易额的一大半。而贸易过度依赖FDI的现象在印度和东亚其它高成长经济体中未曾有过。而且跟在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 中流行本土企业的“进料加工”不同,由于本土企业技术装备落后并缺乏足够的技能,在中国设立深圳特区和整个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加工出口中,至少在上世纪80年代多为“来料加工”,甚至设备也由外商提供,本土企业仅赚取微薄的加工费。一直到进入90年代之后,进料加工在中国出口中的比重才慢慢高过来料加工。

这个现象有助于说明中国在经济起飞之初愿为学习先行者的技术和经验而付出学费的决心。在那时,依然存在着诸多制度扭曲和对私人企业的金融歧视,限制了中国本土企业参与国际生产的能力。如果不是“过度”利用外资,中国那时不可能逾越这一障碍参与到全球链条中。所以也许应该把中国过度利用外资视为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一个次优解。

这个不断积累资本、经验和技能的学习过程在上世纪90年代之后显然被加快了。由于上海浦东的开发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开放,中国在政策和法律上加强了对外商直接投资的鼓励,本土企业被鼓励与外国公司组建合资企业。这一做法不仅促进了加工出口,而且借助于来自香港、台湾、日本、韩国和欧美发达国家持续的在华投资,中国更快地参与到了全球生产链中。正是由于本土企业在学习中的进步,尽管加工出口依然占据中国出口的半壁江山,但进料加工开始逐步取代来料加工的地位,使中国从所谓的血汗工厂(sweatshop)快速走向了全球的制造业中心。中国在参与全球化中所获得的快速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事实还可以从以下变化中得到反映,即过去15年,中国的制造业出口对外资的依赖已经显著减弱了。

就在大约2010年当中国的GDP总量超过日本而居全球第二的时候,中国经济的增速也开始放缓直至今日。放缓如此持久,是自1978年中国进入快速增长时期以来从未有过的。观察中国劳动年龄人口份额的变化(巧合的是,这一份额的下降也发生在2010年)以及诸多出口品的全球份额的峰值,加之制造业增加值在GDP中业已达到极高的比重,完全有理由判断这个增长放缓是长期的现象,它提醒,即便全球经济格局稳定,由于向高收入国家的收敛以及学习效应的显著减弱,中国经济也不可能继续维持之前的增长势头。

过去这些年中国已经在努力做出政策调整以应对经济的长期放缓。首先是承认未来的中低速增长趋势并下调未来的增长目标以避免误判;其次是控制信贷增长速度,抑制资产部门能的膨胀,防止债务和金融风险发展到不可收拾;还有就是鼓励互联网经济等新兴业态的发展,创造新的就业以弥补传统就业的萎缩。在2018年初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之后,中国领导人更强烈地认识到发展科技企业的紧迫性并加快了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的开放进程。

但这些还不够。未来30年,中国需要真正转变其增长模式以把收入增长潜力的释放与国内巨大的需求市场衔接起来。为此,中国不仅需要把生活在城市的人口规模扩大2-2.5亿人,更重要的是鼓励人口自由流动以确保更多的人口聚集到那些交通便利和经济更发达的大都市和都市群中。这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一个巨大空间优势。

让国内市场更多支撑经济增长的另一个途径是更多开放市场准入。提升服务业的竞争力并对经济增长有更大贡献的最有效方式是让受保护的服务业向市场投资者开放。这对于被排斥在准入门槛之外的中国民间企业尤为重要。在很多服务业领域,中国仅承诺向外资的开放还是不够的,还要真正确保竞争中性原则得到履行以使本土民间企业受到公正的待遇。

不仅仅在金融、通讯、运输等服务业,民间企业受到的无形歧视在制造业同样存在。一个坏信号是,过去10年中国本土民间资本的设备投资意愿下降显著。其结果是,更多的政府投资项目和更多的国有企业受到鼓励,从而更多的信贷流入生产率过低的部门,不仅恶化了投资的回报率,而且让金融体系变得脆弱。这必然为放缓的经济增长增加巨大的风险。

过去40年,中国出口引导的增长模式之所以能成功,不仅因为作为出口主力军的中国民间企业善于学习,而且它们在全球主要市场上不受市场歧视和限制,这也是民间企业更多选择为出口而生产的原因。未来30年,中国经济的发展要寄托于国内巨大的市场规模潜能,政府就必须扫清那些阻碍民间企业扩张的制度障碍,给予本土民间企业家充分的创业、创新与融资自由,更大的市场准入。这是中国未来增长的源泉从模仿、跟从到自主创新转变的关键。以此而言,中国领导人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重启结构改革对实现百年目标的迫切性,更不能低估公平对待民间企业家所可能释放的创造性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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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bildt70_SAUL LOEBAFP via Getty Images_trumpukrainezelensky Saul Loeb/AFP via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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