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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货币政策的问题

发自法兰克福—正如一份令人警醒的新联合国报告所显示的那样,气候变化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挑战。但是中央银行是否也应该担心这个问题?如果是的话,它们又应该做点什么?

那些决定就气候变化问题公开发言的中央银行代表不能否认该问题所涉及的规模和范围;否则就会搭上自己的信誉。而那些自觉有义务讨论收入和财富分配,犯罪率上升或任何其他新闻性话题的央行行长们也是如此。中央银行的沟通策略越聚焦于试图使自己在公众眼中“受欢迎”,那么染指自身主要职权范围之外议题的诱惑就越大。

除了与公众沟通外,问题当然在于央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是否应考虑环境因素。显然,气候变化以及相关政府应对政策可以对经济发展产生巨大影响。这些后果反映在各种变量(增长,通胀,就业水平)中,继而影响央行的预测并影响货币政策决策。

同样,自然灾害和其他环境事件(无论是实际的还是潜在的)都可能对所有类别的金融资产构成隐性风险。负责评估风险和相关资本需求的监管者和主导者必须考虑到这一环境因素。最起码而言,由这些风险引起的高度不确定性意味着在评估金融体系和相应宏观审慎措施的稳定性方面面临着巨大挑战。这些风险因素也越来越与货币政策决策相关,例如央行何时应该购买债券或(在某些情况下)购买股票。

但公众要求央行为应对气候变化做出更积极贡献的呼声却引出了一个不同的方面。从理论上讲,中央银行可以为“绿色”活动实施优惠利率,从而推高“绿色债券”的价格,同时对诸如化石燃料相关的环境毒害性资产采取更加消极的态度。然而,评估资产是否对环境有害(或有用)及其影响程度则是非常困难的。

除了这些更为技术性的问题之外还存在一个更宏观的问题:央行是否应该承担实施政策以应对气候变化的责任?许多知名中央银行家已经指出应该这样做。而当前有关扩大央行职权范围的提议是在人们日益关注收入分配以及与货币政策略微相关的其他事务的基础上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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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点让人回想起一位伟大的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雅各布·维纳(Jacob Viner)在1964年写下的一句讽刺性评论:“如果您问我大多数央行行长所宣称的目标是什么,我会根据我所听到的他们的话来告诉你,如果是在委员会面前作证……他们要么涵盖各种各样的目标,包括美德和母性以及他们可能想到的一切美好事物,或者坚称央行缺乏足以有效服务于任何特定重要目标的能力。”

在防止世界陷入另一场1930年代式萧条中起到决定性作用后,经历了2008年金融危机的央行被视为世界的救星。曾经只授予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的“大师”称号如今已扩展到整个领域。随着央行声誉日隆,许多人现在希望它们为抗击气候变化做出实质性贡献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是央行永远不要忘记自己所接受的任命:保持价格稳定,以及在某些情况下支撑高就业率。央行并非万能的,也不应让它们感到自己是万能的。应对气候变化毕竟是那些民选政府和立法机关的首要责任。也应该将影响整个社会的社会和经济安排的气候政策置于直接对选民负责的人手中。

那些承担起应对气候变化责任的中央银行家们实际上是在恣意行事,并有可能破坏其机构所依赖的独立性。央行的设置本来就不是能够独立到可以扩大自身职权范围的。在环境问题作为其次要目标之一的情况下,央行应警告人们不要夸大对其贡献的期望。在对该领域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公开表示对其负责必将导致民众失望和名誉损害。

或许根本不存在什么“绿色”货币政策。一个超出中央银行适当授权范围的政策领域也不应被夹带其中,而这样做的尝试将不可避免地以或轻或重的错误后果收场。

https://prosyn.org/3h1ZHbjz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