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vies74_ Richard Baker  In Pictures via Getty Images_bank Richard Baker In Pictures via Getty Images

找准央行官员的位置

伦敦—在福布斯2012全球最具影响力人物名单中,时任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位居第六,时任欧洲央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位居第八,都排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之上。全球经济在 2008 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和同期发生的欧元区危机的余波中挣扎,中央银行做上了经济驾驶位,如同看不见明天那样采取量化宽松。人们常说,这是“现在唯一的游戏”。即使在当时,有些人也认为他们地位的提升有些狂妄了。

这次不一样。尽管中央银行继续无节制地购买债券,财政政策仍是应对 新冠疫情的关键措施。在美国,拜登总统和国会充当了领导。在欧盟,欧盟委员会的复苏和韧性便利机制(Recovery and Resilience Facility)是其 7500 亿欧元的下一代欧盟(Next Generation EU)计划的核心,而在英国,财政大臣 里西·苏纳克(Rishi Sunak) 正在广发利是。

那么,央行官员只能充当财政部长的副手,一个鲜有人愿意问津的位置,会让他们气歪了鼻子吗?

好像会,因为在过去 18 个月里,中央银行的活动领域显着扩大,主要是由它们自己的野心驱使。因此,他们进入了气候变化领域,认为金融稳定可能会因气温升高而面临风险,而中央银行作为债券购买者和银行监管者,可以而且应该积极主动地提高没有可信过度计划的企业的信贷成本。这是一个很有前途的新业务线,很可能会增长。

中央银行也在尝试进入社会工程,即对收入和财富不平等加剧的政策反应,这是另一个具有高度政治显着性的热门话题。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对不平等的新兴趣是一种防御性举措。中央银行震惊于它们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认为它们低利率甚至负利率政策组合与量化宽松相结合,通过推高资产价格给社会中较富裕的成员带来了巨大的意外收益。

那些有钱投资股票、高端房产和昂贵艺术品的幸运的社会成员,随着资金流入升值资产,他们的净资产迅速增长。因此,央行官员被迫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并试图证明,从整体上看,所选择的政策组合也通过维持就业而使贫困家庭受益。有些人已经被这个论点说服了;其他人没有那么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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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不一的反应引起了货币当局的进一步动作。一个要素是口风。 2009 年,国际清算银行 (BIS) 数据库所记录的所有央行行长的讲话中,只有不到 0.5% 提到不平等或其政策的分配后果。到 2021 年,这个数字是 9%,几乎翻了 20 倍。

但说起来容易。有证据表明对不平等的担忧影响了政策吗?事实上,有证据表明货币政策可以用来缓和或扭转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吗?

国际清算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克劳迪奥·博里奥 (Claudio Borio) 认为有。他在上个月底指出,“货币政策可以做很多事情来促进整个商业周期上的更公平的分配。”部分论点是传统的,可以从央行基本教科书中找到。他提到“高通胀会对社会较贫困阶层造成严重破坏”,并表示当通胀平均低于 5% 时,收入不平等往往会下降。到这里一切都很传统。

但他承认,如果利率长期保持在低位以抵御经济衰退,可能会出现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出现一个财富不平的权衡。”他认为,在金融衰退的情况下尤其如此,这种衰退可能会更持久,而且需要长期压低利率以消除信贷过剩。所以答案是什么?是“一个更全面的宏观金融稳定框架”。哦,天哪。

特别声明,我不反对全面论。但作为政策指南,它是模糊的。在本例中,它主要意味着政府应该通过使用财政政策来确保税后不平等得到缓和,从而抵消宽松货币政策对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影响。政府还应该致力于劳动力市场监管,以重新平衡有利于员工的议价能力。他们应该更多地投资于教育。当然,这些都是好事,但它们使我们远离中央银行业务。

央行真的只能把重担推给财政部和经济部吗?不完全是:如果央行是金融监管者,那么可以帮助促进金融包容性和扫盲,但这需要几十年才能产生影响。也有可能,宏观审慎政策可用来平滑信用枯荣,这可能会降低低利率旨在解决的问题的规模。自金融危机后推出它们以来,现在要知道情况是否会如此还为时过早。

略微令人沮丧的结论是,世界发达经济体当前的货币政策环境可能会造成更大的财富不平等,短期内货币和监管机构对此无能为力,只能在讲话中提一嘴。要解决问题,我们将需要看到具有强大政治权力的财政部长来实施再分配政策,而不是美联储主席和各联储银行行长在这十年的权力清单中占据突出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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