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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银行和政治反弹

发自法兰克福——各大中央银行的名声总免不了起起伏伏。虽然多年以来各央行的声誉几乎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但如今似乎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回落,而中央银行的独立则因此成为了牺牲品。

得益于所谓的“大温和”,中央银行的声誉在世纪之交前后达到了高峰。低水平和稳定的通货膨胀,持续增长和高就业水平让许多人觉得中央银行犹如某种宇宙主宰,能够(并被认定)为所有人的福祉而管理经济。那种将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尊为“大师”的描述正是体现了这种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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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起初进一步推高了中央银行的声誉。由于行动果断,货币当局对防止大萧条重演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们也再一次地被称之为世界经济的大救星。

但中央银行的成功也催生了过高的期望,这促使大多数政策制定者放手让货币部门去承担起宏观经济管理的主要责任。这种“期望”和“运营”上的过度负担则暴露了货币政策真正的局限性。

换句话说,中央银行的良好声誉如今仿佛取得了适得其反的效果。并且“个人过度依赖”——当对成功货币政策的信任集中在机构的掌舵人上——这意味着领导者的声誉也可能受损。

然而中央银行不应轻易抛弃这一新运营负担,特别是金融稳定不能仅靠价格稳定来维持——正如2008年危机所显示的那样。相反,维持一段时期的低水平和稳定利率甚至可能加剧金融脆弱性,导致“明斯基时刻”——当资产价值突然崩溃,整个系统立马瘫痪。设置通胀目标这一手段的局限性如今早已明确,应该被放弃。

如今中央银行现在必须在维持价格稳定以及降低金融脆弱性——无论其是否获得了法律授权——的责任之间取得平衡。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许多中央银行又背上另一个新运营负担:宏观审慎和微观审慎监管。

微观审慎监管尤为意味着承受政治压力,对央行独立性的干预和政策冲突的风险,所有这些都可能通过鼓励金融中介机构承担更大风险来影响它们的行为。这些机构都知道自己的主管部门手里握着强大工具——例如它可以降低借款成本,从而(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为银行提供保护——也存在维护自身声誉的强烈动机。 但鉴于中央银行已经负担过重,可能最终无力捍卫自己的声誉了。

虽然这是一个全球现象,但欧洲中央银行的负担尤其沉重。作为欧洲货币联盟(EMU)19个成员国的中央银行,欧洲央行也面临着“超出本机构的过度负担”。该问题从2010年5月开始凸显,当时欧洲央行出手承担了购买某些国家政府债券的责任,不然这些国家的长期利率就将大幅增加。

对欧洲央行来说这种干预是双输的。这主要是由政治驱动的:欧洲央行正在为那些不愿意履行其义务的政策制定者收拾残局。但如果欧洲央行拒绝介入,金融市场可能会面临重大动荡,无论正确与否,它都要遭受责备。

然而从那一刻起,欧洲央行就扮演了一个政治角色:不仅要保证欧元的生存,还要维系每个欧洲货币联盟成员国。 2012年,欧洲央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巩固了这一责任,承诺会“用尽一切手段”以保全欧元。“相信我,”他断言,“这样做就足够了”。

这一立场导致许多人指责欧洲央行超越其授权并违反欧洲条约。不过欧洲法院德国宪法法院都完全不赞同这一观点。然而针对欧洲央行非常规货币政策措施的进一步诉讼仍在进行中。

在这种背景下,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无论法律上还是事实上——再次出现争议就毫不奇怪了。 一直以来维持中央银行独立性的目的就是使货币政策能够在不受政治压力的情况下专注于维持价格稳定。虽然这种方法一直备受争议,因为它意味着将经济的实质控制权交给非由选举产生的技术官僚,但过去的通货膨胀事件已经令中央银行的独立地位得到了广泛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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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中央银行的授权超越价格稳定时,它们的独立性在民主社会中似乎显得越来越不合时宜。欧洲央行尤其如此:欧洲央行的任命延长与政治之间的联系越强,其独立地位所面临的批评就越多。

由于民选政治家未能采取适当行动——特别是在一些欧元区国家,中央银行因此成为了“唯一的选项”。而这对央行独立性的威胁显然比对其声誉的助推作用更大。尤其是欧洲央行,无论其是否设法“保存”欧洲货币联盟,都将面临对其独立地位不断增加的抵制。毕竟,它必须足够强大才能成事——强大到任何民主都不能约束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