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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新冠海啸

新德里—位专栏作家在刚写完文章后不久就不得不将其收回是件屈辱的事。就在短短两个月前,在印度紧急向全球超过60个国家提供数百万剂新冠疫苗后,我高度赞扬了印度的“疫苗外交。”印度被视为全球强国的愿望得到了扎实的推进。而现在,印度每天新增病例超过30万,而且死亡人数显然远高于报道,已经没有人认为印度能够领导全球。

可以辩解的是,我曾为印度出口三倍于国内疫苗接种而深感担忧。印度在今年1月16日开始的疫苗接种运动为约300万医护人员接种疫苗后,就明显落后于其自己设定的免疫接种目标。“不断攀升的病例数、出现可能对现有疫苗不起任何反应的新冠变异毒株,以及经济尚未完全复苏所引发的担忧越来越强烈,”我当时曾经指出,“这些都将加剧印度应对在履行其对发展中国家义务的同时满足国内需求挑战的难度。”

但当时我并未意识到上述挑战有多难。近几天,感染人数超过1,700万,而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现在已超过19万之多。医院床位人满为患、氧气供应不断减少,疫苗接种中心的疫苗已经用完,而药店也无法满足人们对抗病毒药物的需求。印度正在举步维艰中。

在印度从去年首波疫情中复苏、恢复正常生活和经济活动,并且开始出口疫苗后,究竟如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犯下这么大的错误?历数印度的错误有很多很多。

首要错误是,视象征主义高于实际对策。在全国性电视节目上,总理莫迪敦促印度人一同敲盘子。两周后,他又要求他们在同一时刻点亮灯火。在疫情应对中,迷信取代了以科学为基础的政策。

莫迪还在抗击2019年新冠的战斗中争取印度教民族主义。正如史诗般的摩柯婆罗多战争在18天内获胜一样,他声称,印度将在21天内打赢抗击新冠病毒的战争。但这从头到尾一直是他的一厢情愿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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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错误是无视世卫组织的建议。从危机一开始,世卫组织就提出了一项要求进行包括检测、接触者追踪、隔离和治疗在内的遏制策略。尽管有少数几个州,比如(2020年1月30日曾爆发印度首例新冠疫情的)喀拉拉邦,最初曾经成功推行过上述措施,但莫迪政府笨手笨脚的抗疫举措导致遏制策略在各州的实施不均衡。

之后还有过度集权的问题。从莫迪2020年3月提前4小时不到宣布首次全国大封锁开始,中央政府就一直按照传染病法灾害管理法的模糊规定来对疫情进行管理,莫迪政府因此可以在印度的联邦架构内横行霸道、随心所欲。印度中央政府并未授权国内28个邦的州政府来设计符合当地情况的战略,反而试图借助德里发出的政令来管理2019年新冠疫情,并最终导致了灾难性的结局。

而且,毫无疑问,最初的封锁并没有得到妥善的管理。州政府、民众乃至中央政府官员面对那次封锁都显得措手不及。因此也导致了混乱,约3,000万农民工被困城市没有工作,被迫步行回家,有时甚至要步行几天之久。估计沿途有198人死去。约有500万小微企业无法恢复,永久倒闭。印度被迫面对有史以来最高水平的失业率。

随着危机逐渐开始失控,印度中央政府效法时任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没有足够资金的情况下向州政府转嫁了越来越多的责任。各州政府竭力动员医生、护士、医疗工作者、检测包、个人防护设备、病床、呼吸机、氧气瓶和药品来抗击疫情。政府为一家名为“PM-CARES”的全新救济机构筹措了大量资金,但迄今为止,尚无公开账目显示这家不透明的PM-CARES基金到底有多少钱以及相应资源分配到了哪里。

当疫情看似逐渐减弱,政府又开始沾沾自喜,并未对许多人曾警告可能比第1波更为致命的第2波疫情采取任何预防措施。政府很快就在2020年底淘汰了检测、追踪及人员及其接触者隔离等措施。而就在人们停止遵循恰当的行为准则时,病毒却进化出了传染性极强的变体。超级传播活动层出不穷:选举集会和宗教节日将没有佩戴口罩的人群聚集在一起。疫情开始肆虐。

尽管印度生产了全世界60%的疫苗,但政府却并未采取任何措施来扩大在印获批的两种新冠疫苗的生产规模。它也不允许外国疫苗进口,没有协助扩大现有的生产规模,或者许可其他印度公司获得疫苗生产资格。印度在英国之后两个月开始了疫苗接种运动,但截止4月,仅37%的医疗工作者及仅1.3%的14亿印度人口完成了疫苗接种工作。仅8%的人接受过至少一次注射。

这方面,政府最初也押注集中管理,并拒绝批准紧急使用国外疫苗,导致4月中旬全国性的疫苗短缺。只有到这时候,政府才将疫苗的推广任务交给州政府和公立及私立医院,并允许美国、英国、欧盟、俄罗斯和日本等国疫苗的进口。即便如此,中央政府也未能公平地向各州分发疫苗,导致一些感染最严重的州(如反对派统治的马哈拉施特拉邦和喀拉拉邦)在感染人数达到峰值时却出现疫苗短缺。

像印度政府一样,我也过早地对印度的疫苗外交感到沾沾自喜。在印度人都无法获得可能保护他们的疫苗时,印度的“疫苗慈善(Vaccine Maitri)”计划是傲慢而非明智。全球领导力始于国内,而今天,国内的停尸房、墓地和火葬场都被塞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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