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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的真正价格

纽约—许多政策挑战的核心是“现实派”和“激进派”的冲突。比如,美国民主党初选竞争就是如此,气候变化争论亦然。温和的碳定价这样的渐进性政策是否能够救我们于水火?气候变化是否需要更具革命性的方针?

通常,回答这一问题依靠的是直觉和政治感觉,而不是严格的分析。争论的另一个特点是年轻的理想派和理性的温和派之间的代际分歧。最近,美国财政部长史蒂文·努钦(Steven Mnuchin)对17岁的瑞典气候活动价格雷塔·桑博格(Greta Thunberg嗤之以鼻,说她应该好好学学经济学。

作为权衡科学,经济学确实有助于约束和不确定环境下的决策。至少在理论上,经济学家拥有确定减少碳排放的成本与收益的工具。但如何正确地计算已经困扰了经济学数十年之久。

2018年,耶鲁大学的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D. Nordhaus)因其在确定最优碳定价方面的开创性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理论(以及一般性的标准碳定价模型)的逻辑看起来完美无瑕:定量分析气候变化的预期伤害,并与今天减少排放的成本相比较。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气候系统的惯性意味着大部分伤害会积累到遥远的未来——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之后——而大部分减排成本当下就会发生。

此外,收益与成本的计算存在内在不对称性。两边都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因此,这个问题需要大胆的外推和粗犷的猜测。但是,在计算收益时,一般只有“已知的已知”能够进入标题数字,而成本的偏差正好相反:清洁能源技术的进步基本都被忽视了,尽管它们可能带来降低成本的效果

这些偏差并没有阻止经济学拿出信心满满的成本效益分析。诺德豪斯的著名模型只要求不到20个主方程。他的结论是,今天排放的每吨二氧化碳应该定价于40美元左右。相反,在2006年发表的一篇巨型报告中,伦敦经济学院的尼古拉斯·斯特恩(Nicholas Stern)认为按照今天的美元计算,这一价格应该在100美元一吨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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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项估算之间的巨大差异反映了不同的贴现方法,即社会如何(或应该如何)估值未来。诺德豪斯用的初始年贴现率为4.25%左右,并随着时间而略微降低;而《斯特恩评论》将贴现率定为 1.4%,即更加强调相对于今天治理的成本的未来伤害。

这些分析都可谓兹事体大,因为其规模涉及全球,时限漫长,且不确定性巨大。但这两个方法都没有考虑不可逆转的地球临界点的可能性,比如格陵兰冰原永久融化或珊瑚礁漂白。已故的哈佛大学的马丁·威茨曼(Martin L. Weitzman)当时指出,《斯特恩评论》 “因为错误的理由而正确”。

威茨曼的工作强调气候尾部风险,该风险可能远高于一切标准的成本收益分析。他非常深入地指出,根据定义,极端的、真正灾难性的后果是非常罕见的,但他认为,此类事件可能引起的重大后果将影响到我们的决策。因此,威茨曼一生都拒绝接受最优化碳定价。在他和我2015年合著的《气候冲击》(Climate Shock)一书中,我们也只是说,因为某些不确定性,来自标准成本收益分析的40美元左右的碳定价只能用作绝对限。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一问题?传统经济模型大多忽视气候风险与经济状态的互动问题。但如果减排投资遵循职业资产管理者的逻辑会如何?有很好的理由表明,投资者会投资债券,哪怕它们的平均回报远低于股票:债券风险较低。因此,即使经济状况不佳,也会有投资者有利可图。

在《气候冲击》中,我们的主人公之一是罗伯特·利特尔曼(Robert Litterman),他是前高盛风险管理高管,震惊于标准的气候变化成本收益分析处理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方式。利特尔曼、我和哥伦比亚商学院的肯特·丹尼尔(Kent Daniel)一起构建了一个简单的气候经济学模型,认真考虑了金融业的基本洞见。

《斯特恩评估》只是简单粗暴地选择了给定的贴现率,而我们将贴现率作为我们的方法的结果,而不是方法的输入要素。我们将大气中的碳处理为“资产”(只不过是负收益资产),以此运用金融业的资产定价方法来校准碳定价。最终,不论我们如何竭尽全力,都不能让碳定价位于每吨100美元以下。

与此同时,其他分析得出的碳定价为200美元至400美元每吨不等,甚至更高。但即使你规定碳定价应该在100美元每吨,也意味着汽油价格应在0.90美元每加仑(3.8升)——如此水平的油价更像是一场革命,而不是温和的政策手段。

尽管如此,可能的公众反应也不能让这个数字“错误”,甚至算不上特别激进。经济学也许是关于权衡的科学,但地球物理学提供了预算硬约束,哪怕——或者说尤其是——经济学家无法避免。在这样的情况下,真正的激进派忽视物理学,继续藏身于完全不充分的成本效益分析之后,无视显而易见的地球迅速变暖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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