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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退出、特朗普和全球化输家

坎布里奇—近几天来,两起政治事件吸引着全球目光——英国投票脱离欧盟议会唐纳德·特朗普的美国总统选战。这两起事件颇有些共同点。略多于一半的英国选民选择“英国退出”,其结果将对英国政治制度和经济前景造成漫长的影响。也许理解这两起事件的共同点有助于美国选民避免在11月份重蹈覆辙。

一个共同点是两起事件都被彻底低估了,特别是专家和建制派。正如英国退出的可能性在一开始没有引起重视,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政治精英们也极少有人从一开始就认真对待特朗普要争取共和党提名的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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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类似之处是两起事件都主要以不靠谱甚至荒谬的承诺为基础。在英国,“脱欧”阵营向选民保证英国在脱离欧盟后能够继续进入单一市场,同时又可以限制欧洲工人流入英国。他们还宣称,据估计每周必须向欧盟缴纳的3.6亿英镑可以转而用于饱受缺少现金之苦的国民医疗服务体系。

公投结果出来后不出几小时,“脱欧”阵营领导人就开始“反水”,激起了许多选民的愤怒,特别是那些因为渴望削减移民而支持英国退出的人。但特朗普本人的不靠谱承诺——包括在英国和墨西哥之间建设一道墙以及让制造业岗位从海外回到美国——仍令许多选民深信不疑。

这些共同之处指向了一个结论:许多感觉被全球化抛下的工人和中产阶级选民的怒气远比建制派领导人所意识到的更深。他们已不再可以忽略;相反,领导人必须找到如何解决他们的担忧。

全球化有赢家和输家。但经济学基本主张认为,当个体可以自由地参与交易时,经济蛋糕的规模就会扩大,大到赢家在理论上可以补偿输家,让所有人的境况都得到改善。

全球化怀疑派正确地指出,在实践中,这一补偿始终只是假说。但就此认为他们应该抵制全球化是站不住脚的,原因很简单:全球化无法抹杀。任何将精灵捉回瓶子中的尝试不但可能触发贸易战,对经济增长造成 严重后果,也无法让贸易退回到50年前的水平。比如,没有哪个国家领导人能够让钢铁业就业量回到1966年的水平。

幸运的是,有一个更好的选项。我们可以将全球化视为给定条件,并采取措施帮助补偿可能被全球化自然淘汰的群体。

在美国,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的措施包括贸易调整补助(Trade Adjustment Assistance),这是一个旨在专门帮助因为贸易而失去工作的人的计划。更重要的计划——帮助那些因为贸易、技术或其他原因而落后的人的计划——包括扩大的劳动收入税收优惠(Earned Income Tax Credit)和医疗保险。

民主党,包括总统奥巴马及其推定继任提名人希拉里·克林顿,大体上支持这些政策。但共和党反对这些政策。有可能特朗普也将拒绝这些计划,即使他宣称自己是工人阶级救世主。

特朗普的崛起反映出美国政治极化在过去八年已经深化到了什么程度。随着政治温和派被排挤出局,政策僵局恶化,总统的方案总是被国会中的共和党所阻挠,即使这些方案与共和党的理念相符。所有这些都不利于全球化的输家;他们需要领导人——国会和行政机构中的两党领导人——团结一致保护他们的利益。

直到最近,英国选举制度似乎都表现出一种令人羡慕的平衡方针。最大的两党基本上都由胜任并一致的领导层领导,代表着相对合理的政策立场——保守党中右翼和工党中左翼。在这一环境下,选民可以根据当前问题做出选择。此外,在议会制度下,获胜的首相可以致力于兑现他在选战中宣传的政策。

但即便是英国的“胜任”领导人有时也会做出命中注定的拙劣决定。从撒切尔夫人引入人头税到布莱尔支持美国领导的支持伊拉克战争,再到卡梅伦决定举行英国退出公投,这些决定破坏了英国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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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梅伦身后留下的是一地狼藉。新的政客群体身上很难看到明确性和一致性。当下一次选举举行时,选民很可能需要在英国所必须做出的重要政策决定上——主要是寻求与欧盟展开相对紧密的协作的谈判还是完全脱离——都没有清晰思路的两党���间做出选择。

从这个角度,美国选民可能仍然比他们的英国同道境况好一些。尽管特朗普的出现表明美国政治制度也遭到了严重的扭曲,但民主党仍然支持工资保险和全民医疗保险等政策,而共和党依然反对这些政策。因此,在11月,美国选民仍能根据自己的观点在主要问题之一上做出选择:通过帮助那些落后的人纠正全球化的现实,还是像退出欧盟的英国一样望风披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