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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问题重现

伦敦—大约整20年前,在经历了几个月的微妙而艰难的谈判后,北爱尔兰两大主要政治阵营的领导人——一边是天主教民族主义者和共和党人,另一边是新教统一派——签署了受难日协定(Good Friday Agreement),结束了30多年的暴力和流血。如今,这一协定——以及它所促成的互相尊重和和谐关系——正遭到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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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难日协定由英国首相和爱尔兰总理——当时分别是布莱尔和埃亨——在美国参议员乔治·米切尔(George Mitchell)的斡旋下达成。(布莱尔的前任梅杰也做了大量铺垫工作。)协定基于一项动议,即,如果所有各方都同意北爱尔兰宪法地位只有通过自由民主选择才可改变,则人民可以自行选择效忠身份:英国人、爱尔兰人,或双重身份。

为了支持和平,协定在北爱尔兰建立了一个分权政府,冲突双方各有代表。协定还成立了一个北爱尔兰治安独立委员会,由我担任主席,负责改革警察服务。我们的努力让警察安排能够令所有群体都感到可以接受,因而有助于减少对警察的抨击,同时也让天主教警察招募人数大幅增加。

协定签署后,英国和爱尔兰的欧盟成员国地位使得过渡进行的非常顺利。就这样,两者之间的边境变成了不过是地图上的一条线:没有栅栏,没有通关站,也没有隔离标志显示从一国迈入了另一国。贸易和人可以自由在两国之间转移。

事实上,它们作为欧洲伙伴的地位——始自1973年爱尔兰成为欧共体成员——长期以来一直强化着英国和爱尔兰之间的关系。平心而论,两者之间的暴力史——包括征服、殖民、反抗和饥荒——使得恨意根深蒂固。但是,作为欧洲伙伴国,更不用说同属欧洲西海岸群岛的邻居关系,它们之间的联系也是难解难分。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有五百多万人至少有一位爱尔兰祖辈。在网前追溯一代,这一数字还会增加。

在过去二十年里,英国和爱尔兰收获了互相尊重和和平关系的硕果。对我们大部分英国人来说,爱尔兰显然有很多地方值得敬仰:它的经济增长,它在文学和音乐方面的复兴,还有它对全世界各地移民的吸引力(目前移民占全国人口的17%)。爱尔兰早已非常成熟,抛弃了狭隘教义,成为一个现代而慷慨的国家。

但如今,严峻的挑战正在浮现。在北爱尔兰,分权政府已经解体,英国政府也无法强力帮助重建有建设性的合作。在去年灾难性的提前选举后,为了确保下议院有效多数,英国首相梅的保守党与北爱尔兰民主统一党(Democratic Unionist Party,源自更加极端的统一传统)做了一笔交易。其结果是英国政府无法再像一位不偏不倚的调停者那样行动。

尚未完结的英国退欧谈判让局面进一步复杂化,似乎没人知道这会给北爱尔兰和爱尔兰共和国造成什么后果——它们将被英国和欧盟的边境隔开。许多政客说希望形成一条无摩擦的边境,但梅和她的一些同事已在讨论要同时退出单一市场和关税联盟,即英国将位于有共同监管促进贸易的免关税区之外。他们主张,北爱尔兰应该有和英国其他部分一样的贸易规则。

这带来了两种可能:要么形成一个适用于整个不列颠群岛的无摩擦的贸易机制;要么在爱尔兰形成一条硬边境。毕竟,其他欧盟国家不会允许只有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退出单一市场和关税联盟,而北爱尔兰仍留在其中。这将使规避监管易如反掌,比如原产地规则非欧盟国家只要将出口货物经爱尔兰转运至英国即可,反之亦然。类似的问题在欧盟内部人员自由流动方面也存在——英国不想受改规则约束。

所有这些挑战都不令人惊讶。警示信号早就已经浮现;只是英国政府完全视而不见。潜在解决方案仍是一个谜,但当局迟早需要面对问题。

显然,不存在容易的技术解决方案。任何检查制度都免不了要包含一些实体控制。负责实施检查的海关官员难免会成为分离的象征,甚至成为一种挑衅,引起共和派极端分子的暴力行为,过去就曾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所需要的动作只是发动一次袭击,迫使政府提高安全级别,加深分裂、刺激暴力。

在爱尔兰重新引入硬边境将是灾难性的,因为它会削弱受难日协定。单元爱尔兰领导人能让英国政客深刻认识到这一点,为不会威胁到爱尔兰好不容易赢得的和平与繁荣的方案铺平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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