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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一律

“多元文化”在当今世界的每一个地方,尤其是在欧洲,几乎成了可疑的代名词。人们会说:“我曾经对不同的文化抱有开放以及宽容的态度,但是现在我看到它正引向何方了。”但是它 引向何方呢?

几乎所有从宽容明显跌落到声名狼藉的原因都与伊斯兰教有关。甚至是简单的要求,就像女学生在班上戴头巾,都突然被装载了重大的政治性,并且被当成是必须由最高层的政府来解决的问题。人们以及他们选举出的领导人常常认为这些貌似清白的提议实际上是某个不祥的“暗藏的动机”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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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动机就是“伊斯兰教”,许多人想象它包含了我们每天从媒体上读到的所有恐怖的事情:在尼日利亚北部根据伊斯兰教教法用石头砸死通奸的女人,在沙特阿拉伯砍下小偷的手,在巴基斯坦(或者甚至英国北方的城市,像布拉德福德和曼彻斯特)杀死拒绝接受包办婚姻的女人,为自杀性人体炸弹辩护的意愿。

如果你回答说想要戴头巾去上学的女孩并非生活在尼日利亚或沙特阿拉伯,并且几乎肯定不会持有在那些国家存在的瓦哈比教派的极端观点,你肯定会被回以一种几乎是宽容地怜悯的目光,一种为不可救药地天真的人保留的目光。或者你会被告知沙特受过训练的伊玛目怎样扭住女孩子的手臂,把她们变成“伊斯兰教”不情愿的掩饰物的故事。

事实上,今天要按其本来面目谈论头巾完全是不可能的事情。所有有关女孩子动机的社会学证据,事实上它们各不相同,因其不相干而被置之不理。人们唯一关心的是伊斯兰教所带来的威胁。

这正是我所称之为“思维一律”的典型例子,这种现象近些年在欧洲蔓延得非常快。约翰·鲍文的近作《为什么法国不喜欢头巾》就记录了这种转变。

思维一律把各不相同的现实都融进一个牢不可破的联合体中,用的两种方式。第一种是对伊斯兰教的虔诚或文化的不同表现被看成是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同一核心理念。第二种方式是所有的穆斯林人都被看成是支持这些核心理念的。一个女孩佩戴头巾事实上可能是对她父母以及 他们 所奉行的那种伊斯兰教的反抗,而另一些女孩可能对伊斯兰教非常虔诚同时对性别歧视或暴力极度反感。但是人们从来不去关心这些可能性。

思维一律的现象早已有之,并且我们每个人都有某种程度的思维一律。但是,在另一个时代我们也许会很宽容它所带来的后果,今天它却可能带有爆炸性的潜在力量,因为以这种方式思考的人最有可能按照萨默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的观点来看这个世界。

更糟糕的是,以这种方式思考的人随后采取的行动会更把我们推向亨廷顿所描绘的恶梦般的局面。他们把持有不同观点的所有伊斯兰教徒都统统看成是对西方的威胁,使得穆斯林更难站出来批评他们自己的思维一律者——就像本·拉登,后者正在树立他们自己的由“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组成的联合敌人。

两方的思维一律者都给另一方的思维一律者以援助和安慰,而伴随这边每一次变动他们把我们推向了更深的深渊。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制止这种极度愚蠢的思维方式呢?

思维一律者之所以如此顽固部分是因为一方对其的批评者并不为另一方对其的批评者所知晓。事实上,欧洲思维一律者的批评者经常会碰到这样的回答:“但是哪里有批评极端伊斯兰的穆斯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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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你不太可能在巴黎记者或者更广泛的欧洲职业政治阶层的客厅里碰到他们。但是对思维一律者解释这一点永远不会起到让他们真正接触在另一面真实发生着的多层面的讨论那样的作用。

那么,真正的问题就是:能够提供迫切需要的接触的横跨两面的人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