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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拜登的亲市场议程

发自纽约—对于自由市场主义者来说,政府永远都是坏的。正如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在他的首度总统就职演说中所提到的那样:“在当前的危机中政府并不是我们问题的解决方案;政府本身就是问题。”

自1980年代以来,市场一直被人们理想化为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唯一途径。一个健全的经济应当由企业家精神(而非政治)来指引,因为价格机制可以可靠传达关于商品和服务价值的信息。买家各自出价,而卖家则把东西卖给出价最高的人,所有各方都是掌握充分信息的理性决策者。各方总能达成一个均衡的价格并以此确保实现一个最富效率的结果。一切都极其完美。

然而现实世界并不完美。市场参与者面临着各类交易和信息成本。负面的外部因素和市场失灵也都是不可避免的。即便是自由放任市场的热情倡导者也同意虽然国家不应做任何可能扭曲市场结果的事,但有时还是得出手干预一下。

但如果更大的扭曲其实是由市场参与者自身造成的呢?鉴于眼下相互叠加的金融、健康和气候危机与里根心目中的“当前危机”有着本质性的不同,我们应当考虑目前市场本身是否才是问题所在。

现任美国政府似乎也是这样认为的。乔·拜登总统于2021年7月9日签署的“促进美国经济中的竞争”行政命令读起来就像一连串的市场扭曲和操纵行为。这份名单很长,但被点名的都是农业、卫生、金融、制药、技术和运输部门的巨头。

该行政命令是针对困扰美国经济的几大问题的第一道板斧。这些问题包括关键行业内的过度整合;缺乏市场透明度;不公平、歧视性和欺骗性定价;现有企业设置的市场准入障碍;以及遏制竞争的分销行为。而受害者则包括普通互联网用户、社交媒体和零售平台用户、航空公司客户、新生企业家以及一系列中小型企业,包括独立酒类酿造商和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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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群体都被那些为自身利益而扭曲市场的公司给克扣了。在这种新环境下“买家责任自负”沦为了一句空洞的格言。从前农民可以在购买奶牛之前进行查验,如果他没有注意到这头牛是瘸的,那就只能自认倒霉。但如今这种相对平等个体的简单交流已经被一种高度不平衡的安排所取代,在这种不允许还价或谈判的不对称关系中不具名的顾客与大企业出于相互对立状态。

更糟糕的是,这些大企业通过一系列欺骗性操作巩固了自身主导地位,如误导性的广告、附加费用和其他阻碍产品比较的定价策略,还有各类提供了低劣服务却阻挠客户退款的措施。

在金融领域,这类欺诈、欺骗和不实陈述问题一直都通过监管监督来解决。那些希望在官方交易所发行股票或债券的企业必须披露投资者所需的信息,而且这种合规性是受到积极的监督和执行的。

当然这个系统也远未达到完美。近几十年来监管机构资源不足,同时私人证券发行额却不断扩大。但这依然得服从一个更高准则:只有当每个人都遵守同样规则时市场才能发挥作用。

企业总会忍不住为获取优势而违反规则。但在今天的一些行业中,对市场原则的侵蚀已经远远超出了欺骗消费者或打击潜在竞争对手的范畴。比如制药企业就是合法垄断的主要受益者。它们经常基于政府资助的基础研究来研发创新产品,再从这类产品的专利中获利,还经常尝试通过简单调整原始成分来更新这些专利。

但该行业显然并不满足于如此大量的法律补贴。各大药厂还会通过推高处方药价格并阻止仿制药和生物类似药的生产或传播来进一步寻租——即便在疫情期间也是如此。

至于那些大型科技企业,控制客户和顾客并先发制人地收购潜在竞争对手已成惯例。那些主导性平台不断塑造自己的亲消费者形象,但其实剥夺了消费者任何有意义的选择。比如亚马逊不仅从那些实际已经无处可去的零售商那里提取高额费用,甚至还直接与它们展开竞争。

同样,各大社交媒体企业通过允许其内容被无偿报道而将许多新闻机构推向了破产。当澳大利亚通过一项要求数字平台对媒体公司进行补偿的法律时,Facebook暂时封禁了其平台上的澳大利亚新闻链接并威胁要完全撤离该国——该公司在与鲁珀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的新闻集团达成协议后才解除了其虚拟扼制行为,但更小型的新闻机构仍然无法获得谈判资格。

但是市场扭曲的最大赢家还是雇主。纵观全局,大企业已经动用了所有已知伎俩来支配劳动者而不是招徕他们。在几十年如一日地破坏工会和外包岗位以压低工资后,雇主越来越多地采用非竞争条款去将各级雇员与企业捆绑在一起。

这种安排现在适用于美国所有就业人员中的28~48%——从餐馆员工到不断创新且为雇主贡献诸多利润的高级雇员(这些人同时被剥夺了对他们帮助创造的知识产权的任何要求)。那些试图离开的人会受到诉讼的威胁,而美国法院长期以来都站在雇主一边,放任它们任意解雇员工。

这些不对称的安排都让人联想起等级制度,而不是有效分配资源(包括人力资本)的自由市场。如今拜登政府已经把目光投向了这些新的封建做法,对此自由市场主义者应当是最为欢欣鼓舞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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