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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投资者正在给环境犯罪提供资金

阿姆斯特丹—全球最赚钱的犯罪企业之一您可能想不到,是非法捕捞和采伐、废物走私和野生动物贸易等犯罪。而金融行业正从这些对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的攻击中获得巨额回报。

环境犯罪造成的损害不可胜计。它们破坏生态系统,耗竭自然资产,从而摧毁生计,破坏治理机构,阻碍我们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正如生物多样性金融 (F4B) 的一份新报告所指出的那样,此类犯罪每年产生高达 2800 亿美元的收入,每年减少约 300 亿美元的税收,其中较贫穷而环境富裕的国家损失最大。金融机构投资从此类犯罪中受益的企业,维持犯罪激励——通常是在不知不觉中。通过从这些投资中获得的利润,这些机构有效地清洗了环境犯罪的收益。

反洗钱 (AML) 规则旨在防止将非法活动的收益转化为干净的资金。例如,近年来收紧的规则和加强的执法使得资助恐怖主义变得更加困难。但是,信息和技术不足的缺陷阻碍了这些措施,监管机构难以跟上越来越复杂的混淆资金来源的办法。

对于环境犯罪,反洗钱规则的应用尤其薄弱。值得称赞的是,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负责打击洗钱和资助恐怖主义的政府间机构——已经提高了在该领域的存在感。但重大行动仍主要局限于非法野生动物贸易——这种犯罪活动虽然影响了数千种野生动物物种和数百万人,但只是问题的一小部分。

但即使将现有的反洗钱规则应用于更多的环境犯罪,也还不够。正如 F4B 报告显示的那样,来自环境犯罪的投资回报也必须遵守 AML 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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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养老基金在内的金融机构不仅为环境犯罪者提供洗钱渠道;还投资于依赖自然的行业,例如食品、木制品和基础设施,这些行业的盈利能力可以通过环境犯罪来增加。例如,非法采伐可以使更多的土地用于农业生产,从而降低成本、增加产量和提高质量。结果是企业利润提高了——投资者的回报也增加了。这些投资在技术上可能是合法的,但回报部分来自犯罪活动,因此等于是非法收入,必须根据这个定性进行监管。

理论上,金融机构已经有了不支持从环境犯罪中受益的企业的激励:这些企业面临罚款的威胁,甚至某些活动的可能被迫中止,因此投资风险很大。但这一风险不足以有效震慑投资者;在大多数情况下,环境法执行不力,即使有罚款,也只是动动皮毛。

但是,如果说信用风险不能阻止投资者,不断增长的声誉风险或许可以。日益成熟的数据驱动的公共倡议将投资与具体环境犯罪之间全部结点串联起来,金融机构将越来越容易受到公众对其破坏性投资的强烈反对。

新的强制性环境尽职调查要求——最直接的便是森林砍伐——将很快在包括欧盟和英国在内的主要司法管辖区生效,这夜有所助益。在巴西——广泛的环境犯罪具有严重的全球影响——中央银行已经将社会、环境和气候因素纳入金融监管。

随着披露的增加,环境犯罪的公益诉讼也会增加。气候诉讼已经开始取得一些成功,其基础是针对公司参与其价值链中的非法活动的长期法律行动。

但这一切都不能否定政府需要采取更强有力的行动,首先是更广泛地应用和更严格地执行反洗钱规则。不幸的是,进展的主要障碍仍然存在,尤其是识别与环境犯罪相关的非法资金流动仍是一项挑战,特别是当这些资金与干净的金融流混在一起时。

此外,执法依赖于国家监管机构,它们的资源和能力差异很大。通常,监管机构面临压力,要避免施加过重的负担导致本辖区对金融机构吸引力下降或给生计和社区造成短期影响。

集体行动有助于克服这些障碍,但集体行动收益一贯缓慢,结果一贯保守。因此,F4B建议制定定向机制,汲取现成的集体行动的经验,如让供应链摆脱奴役和腐败的集体行动。比如,金伯利机制(Kimberley Process)——这是一个国际性的多相关利益方倡议,旨在提升钻石行业的透明度——帮助减少了所谓的冲突钻石(conflict diamonds)的交易。

金融界采取这一方针也会卓有成效。金融行动方如能倡导多相关利益方机制,履行它们的承诺,切断投资组合与环境犯罪的联系,就能降低诉讼和声誉风险,也有助于确保监管得到良好的设计。支持和得利于环境犯罪并让其长期存在可能主要是无心之失。但事关保护人民和地球,采取行动才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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