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

拒绝的经济学家

伦敦—上个月初,英格兰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安迪·霍尔丹(Andy Haldane)指责“不理性的行为”是英格兰银行最新预测模型失败的原因。没能预见到这一不理性导致决策者预测英国经济会因为去年6月的退欧公投而减速。相反,自退欧投票结束以来,英国消费者就掀起了一股热情的消费潮;同样诡异的是,兼职也、制造业和服务业也纷纷复苏。

霍尔丹没有对这一非理性行为的大爆发作出解释。他也没办法解释:对他来说,不理性无非意味着行为与英格兰银行的模型所推测的不一致。

不仅霍尔丹或英格兰银行是如此。主流经学家在说不理性行为时,所说的不是你我所认为的。在大白话里,理性行为就是放在具体环境中显得合理的行为。但在新古典预测模型的阳春白雪中,它的意思是,掌握了关于自身、周边环境以及所要面临的未来的详细知识的人,会采取实现他们的目标的最优行动。也就是说,理性行动就是与经济学家的理性行为模型一致的行动。如果碰到相反的行为,经济学家的反应就像是抱怨客户与他们新裁的衣服不合的裁缝。

但是,有趣的事实是,基于相当不现实的前提和假设的预测在许多情形中有可能非常完美。原因在于大部分人是习惯生物。由于他们的偏好和环境不会每天都发生变化,并且他们也确实会在买东西时尽量讨价还价,所以他们的行为会表现出相当高的规律性。这就使他们的行为有了可预测性。你不需要了解多少经济学就能知道,如果你所钟爱的牙膏品牌涨价了,你就很有可能转投更便宜的品牌。

中央银行的预测模型本质上也使用相同的逻辑。比如,英格兰银行(正确地)预测英国退欧投票后英镑会下跌。这将导致物价上涨——从而放缓消费支出。霍尔丹仍然认为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英格兰银行的错误更多的是“择时”错误,而非逻辑错误。

这等于说英国退欧投票并未改变任何基本面。人们将继续完全地按照模型的假设行动,只不过面对的价格集发生了变化。但一切基于经常性行为模式的预测,都会在发生了真正的新情况的时候失灵。

非常规变化导致非常规行为。但非常规并不意味着不理性。用经济学的行话讲,这意味着参数发生了变化。明天将和今天大同小异,这样的保证已经不复存在。我们的可量化风险模型在面对剧烈的不确定性时就会失灵。

英格兰银行承认,英国退欧会造成一段时期的不确定性,而这对商业不利。但英国退欧所造成的新状况实际上与早已习惯于几乎只盯着伦敦金融城动向的决策者所预期的大不相同。大部分“退欧派”选民的感觉并没有转坏(“理性地”看,理应转坏才对),反而认为境况会有所好转。

不管有没有原因,关于这一情绪的重要事实是它的存在。1940年法国投降德国后,经济学家凯恩斯立即写信给记者说:“就我个人而言,现在我第一次有十足的信心,我们将赢得战争。”类似地,许多英国人现在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那么,这就是英格兰银行的预测模型的问题——霍尔丹看到了但不能承认。影响经济学家的重要事件发生在经济学模型的自洽范围之外。只要海面不是风平浪静,宏观经济学预测就会撞上礁石,就是这个道理。

挑战在于发展能够胜任风暴环境的宏观经济模型:它们要考虑极端不确定性,进而考虑人类行为的高度不可预测性。

凯恩斯经济学是关于不确定情况下的选择逻辑的经济学。他希望扩展经济理性的思想,将面临极端不确定性时的行为纳入其中,即我们不但面临未知,还要面临不可知的未知的时候的行为。与我们可以非常合理地预期未来与过去大同小异的世界相比,这显然会给政策带来更加严重的冲击。

已经有了一些面对这一挑战的零星的尝试。在2011年的书《超越机械市场》(Beyond Mechanical Markets)中,纽约大学的罗曼·弗里德曼(Roman Frydman)和新罕布什尔大学的迈克尔·高德堡(Michael Goldberg)强有力地指出,经济学家的模型应该尝试“纳入心理学因素,不要假定市场参与者的行为是理性的。”他们提出了另一种经济建模方法,称之为“不完美知识经济学”,敦促他们的同事们不要做“犀利的预测”,认为决策者应该依靠基于历史基准的“指导范围”来抵消资产价格的“过度”波动。

俄罗斯数学家弗拉基米尔·马斯奇(Vladimir Masch)设计了一个巧妙的“风险约束优化”机制,该机制明确允许存在一个“不确定性区”。经济学家应该做出“相当近似的猜测”,要求“只是略作建模和计算”。

但这些将极端不确定性纳入经济学模型的努力尽管勇气可嘉,但面临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用数学(马斯奇的例子)和计算机科学来解决模糊性。霍尔丹似乎也信仰大数据集。

而凯恩斯完全不这么认为。他想要的经济学给我们完全的判断余地,不但可以用数学和统计学来丰富它,也可以用伦理学、哲学、政治学和历史学来丰富它——而这些学科已经从当代经济学训练计划中剔除,只剩下数学和计算的骨架。要对世界做出有意义的描述,凯恩斯常说,经济学家必须是通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