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民主的全球威胁

牛津——在世界各地，民粹主义者正借助在全球化严峻现实中保护普通民众的承诺来吸引投票者。他们扬言民主机制完不成这项任务，因为民主体系忙于保护富人——全球化只不过强化了这样的做法。

几十年来，全球化承诺为所有人带来好处。在国际范围内，它促成了亚洲四小龙和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的崛起，推动了非洲大陆经济快速增长，并促进了2007年前发达国家的繁荣。全球化还创造新机遇并促成了国内经济发展；但从2008年经济崩溃后，很多富裕国家已深陷紧缩；亚洲经济体增长放缓；金砖国家陷入发展停滞；并且很多非洲国家再次深陷到债务当中。

所有这一切都导致了日益严重的不平等，而不平等正在导致不满情绪滋生。伊曼纽尔·赛斯和加布里埃尔·祖克曼计算出美国的贫富差距已经超过了大萧条以来的任何时候，1%的最富裕家庭现在几乎把持着国家财富的一半。

英国国家统计局报告从2012到2014年间，10%的最富家庭拥有家庭合计财富总额的45%。从2010年7月以来，前10%富人的财产增长比后50%速度快3倍。

2000年来尼日利亚年均7%的惊人经济增长很有可能减少了该国西南地区的贫困；但在该国东北部地区（极端组织博科圣地最活跃的地区），令人震惊的财富不平等和贫困水平已经出现。从中国到埃及再到希腊，同样的趋势都十分明显。

除了不平等，公众信任的不断降低引发人们对全球化和民主制度的反抗。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很多人怀疑富人变得更富是因为他们不必像其他人那样遵守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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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看出这是为了什么。随着全球经济放缓，上层人士背弃信任的行为变得一目了然。在英国，亚马逊、星巴克和谷歌2013年因利用漏洞逃税迫使英国政府牵头发表旨在减少逃税和避税现象的G8税务公告而引发了公众愤怒。2015年，对尼日利亚国家石油公司的审计显示这家企业从未将上届政府执政期间约200亿美元的石油收入汇给政府。

问题似乎涉及方方面面。今年，巴拿马论文揭露了全球富豪如何开设秘密海外企业，从而规避财务监管和税收。而近年来世界规模最大的银行全都因为公然违法而接到过前所未有的罚单。

但尽管上述案件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公众却几乎没有看到任何人为此而担责。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近10年后，进监狱的只有一家银行的高管。相反很多银行家走上了类似苏格兰英国皇家银行负责人弗雷德·古德温的道路，在古德温任职期间该银行积累了241亿英镑（合342亿美元）的亏损，但古德温自己却拿着巨额养老金退休。普通民众——像2015年9月英国3个孩子的父亲因累计500,000英镑的赌债而入狱——却不可能像这样免于惩罚。

所有这一切都有助于解释反体制运动为什么在世界各地不断深入。普通民众感到公民权利被剥夺是这些运动的共同点——人们感到“体制”未能将“公平待遇”赋予普通民众。他们指责特殊利益群体“购买”选举结果、受到操纵的神秘的法律和法规框架为富人带来好处，以及只有大型机构才能利用银行法和秘密谈判的投资协定。

政府已经准许全球化——和逍遥的财富所有者——超越他们前进的步伐。全球化需要规范和管理；需要负责任的企业领导人；以及深入有效的全球合作。当政府未能在20世纪30年代达成合作，全球化陷入到崩溃式的停滞当中。

二次大战后各国采取了一系列审慎措施开放世界经济，允许全球化再次腾飞。但很多国家在解放贸易的同时，靠资本管制保证“热钱”无法在本国自由地流入流出。不仅如此，政府将经济发展收益投向能让更多人受益的高质量教育、医疗及福利制度。随着政府责任的增长，政府所掌握的资源也随之不断扩大。

到20世纪70年代，富裕国家的政府和企业领袖全都变得得意洋洋。他们相信自我平衡、自我约束的市场能带来持续的经济增长。到这种新传统扩散到杠杆化的金融行业时，世界已经走上了崩溃的轨道。不幸的是，许多政府已经无力管理他们所释放的力量，而企业领导人也已丧失了责任感，不再关注为他们创造繁荣环境的社会福利制度。

2016年，我们重新认识到在政治上，全球化的管理不仅需要允许胜者获胜，还要确保他们不作弊、也不忽略社会责任感。绝不能允许腐败的政客去迎合腐败的企业领袖。

重建信心将异常困难。企业领袖需要从整个社会获取“经营许可证”，并为确保其繁荣的社会条件做出显著的贡献。第一步应该是缴纳税收。

政府必须与不履行义务的企业坚决疏远。不仅如此，他们必须调整自己的作为，以证明其自身的公正性。稳健的监管需要大幅投资于政府能力以及相关的法律服务。

最后，全球合作将至关重要。已经完成的全球化不能走回头路。但凭借共同的有力承诺，我们可以完成对全球化的监管任务。

翻译：Xu Binb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