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d3ec00446f86f480f00ca00_pa3658c.jpg Paul Lachine

欧盟面临弱化!

柏林——

刚结束美国六天之行返回欧洲后不久,在读到关于爱尔兰危机的报道时,我的脑海中首次浮现欧元以及欧盟会不会解体这个问题。这是有可能发生的,因为从长期来看,欧盟在承受各国的利益冲突以及各成员国“重新民族化”进程的冲击时,必然会蒙受巨大的损失。

在爱尔兰危机——主要是由于投资者对银行的稳定和实力以及对欧洲的政治领导能力产生质疑——处于高潮阶段时,欧洲的首脑们公开攻击彼此。虽然他们宣称以拯救欧元为目标,但是相关的政府首脑们的行为却恰恰相反,因此导致了金融市场的紧张和动乱。这反过来又加深了爱尔兰危机。

德国掀起一场是否从2013年开始让银行分担损失的公开辩论,这加重了爱尔兰危机。为什么一定要在爱尔兰危机这个节骨眼上展开这场讨论呢?答案只有默克尔总理自己知道。对于这场讨论背后的原因,最有可能的解释是政府出于国内政治考虑。事实上,德国民众广泛支持让银行分担损失,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不像爱尔兰的援救方案一样。但是如果德国政府选择到时候再实施这一政策,而不是提前两年就宣布,那么效果会更好。

不管在世界的哪个地方,如今在涉及欧洲价格时,人们都用欧元和欧元硬币标价,而不再用各国的或以前的货币。而尤其是德国,欧洲最大的国家以及最强大的经济体,似乎遗忘了历史。德国人的历史理念是:为了德国的国家利益,德国要避免在欧洲孤立自己;德国的任务是建设一个“欧洲的德国”,而不是“德国的欧洲”。然而,这一理念似乎被抛弃了。

毫无疑问,德国的领导人们仍旧认为自己是支持欧洲的,对于脱离欧洲的批评十分愤怒。但是德国的欧洲政策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已不容再忽视了。客观地说,德国的政策趋势是追求“德国的欧洲”,而这是永远行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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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元、欧盟以及欧盟共同市场如果解体,那么这将是1945年以来最大的欧洲灾难。尽管欧盟各国严正声明这不会发生,但确实存在发生的可能性——这显示了欧洲首脑们和政府故意忽视这一可能性,缺乏想象力。不然,他们会认识到,金融危机早就演变成了威胁欧盟存亡的政治危机,也会明白,欧盟不仅需要为陷入债务困境的成员国提供长期的危机解决机制,而且这一机制成功的前提是建立一个解决危机的长期政治机制。

如果现状不得到改变,那么欧元将很难存活。这种长期的政治危机解决机制的作用不亚于运行良好的经济联盟。因此,欧盟各国有两种选择:要么强化真正的经济联盟,深化欧盟一体化;要么把欧盟倒退至一个简单的自由贸易区以及各国民族主义重新抬头的局面。

事实证明,我们不该相信在经济形态不一的欧元区,仅仅凭技术精英管理、规章制度以及约束性机制就能实现稳定。真正的欧元区稳定要以一致的宏观经济政策为前提。而一致的宏观经济政策又需要在运行良好的经济联盟中进行政治一体化。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交错统一(比如统一的法定退休年龄)、新的平衡计划(让欧元成为转让工具)以及有效的稳定机制,这些都是维持共同货币的条件。

如何在欧元区内(包括那些想要加入欧盟的国家)实现这些影响深远的目标呢?当前,我们最好不要对欧盟条约做出任何改变。

然而申根协议的签订模式为我们提供另外一种选择,那就是在个体成员国间签订协议。申根协议废除了边境管制,这绝不是一个小成就。而这一成就是通过政府间的协议实现的。那么为什么经济联盟不能通过这一方式实现呢?

当前,欧元区需要的不是签订另一项《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而是制定新版的施密特(曾任联邦德国总理——译者注)/吉斯卡尔(曾任法国总统——译者注)协议。要想签订此类协议, 德法两国的支持必不可少,因为没有它们的参与,就没有危机的解决。从两国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来看,德国和法国分别是欧元区北部和南部的领袖。因此,两国都需要在促进欧元区强国与弱国达成必要妥协时发挥主导作用。

法国需要做的是保证弱国不会受害于持续的通货紧缩。而德国需要保证经济稳定运行。此外,两国必须一道采取措施实现经济联盟。经济联盟实现的前提是两国政府都真心想要完成这一目标。

默克尔需要向德国民众解释一个难于接受的事实,那就是拥有欧元的代价是进行经济转轨和融入经济联盟。法国总统萨科奇也要向法国人阐明实现真正的经济稳定联盟的代价。当然,两国首脑因此面临的政治风险是巨大的,但是欧元解体带来的影响确是两国无法接受的。

一方面,如果欧元区内的政治领导人优先考虑的是竞选连任,那么他们注定无法应对这个历史性的挑战。但是欧洲领导人必须要把重心放在解决这次爱尔兰危机上,哪怕他们会因此下台。另一方面,与怯懦的战术性措施相比,致力于欧元区的经济联盟将会在未来大大提高政客们连任的几率。

但是欧洲并不缺乏政客。当前,欧洲迫切需要的是真正的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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