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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缩和债务的现实

美国剑桥—当今世界许多(如果不是所有的话)最重要的宏观经济问题都与各种各样的债务大规模积压有关。在欧洲,外围国的公共债务、银行债务和对外债务相互交错,已经威胁到了欧元区的生存。在大西洋对岸,民主党、茶党和老派共和党之间的僵局不禁让人疑惑:从长期看,美国应该怎样消除占GDP 8%政府预算?日本的预算赤字相当于GDP的10%,即便不断增加的退休群体从日本国债的买入者转变为卖出者。

除了焦躁不安之外,政府应该怎样做?一个极端是简单照搬凯恩斯主义疗法,认为在经济陷入深度衰退时,政府赤字无关紧要,甚至可以说是越大越好。另一个极端是债务上限绝对论,认为政府应该从明天(既然往者不可追)就开始平衡预算。这两种观点都太过轻率。

债务上限绝对论者大大低估了自我发生的债务融资“骤停”所造成的巨大调整成本。这类调整成本正是希腊等缺钱国在金融市场失去信心、资本流突然告竭时出现重大社会和经济混乱的原因。

当然,你可以站着说话不腰疼地认为政府应该像我们大家那样平衡它们的预算;不幸的是,事情并非那么简单。一般来说,政府都做出了为数据大的支出承诺,通常与国防、基础设施项目、教育和卫生(更不用说退休者了)等基本服务有关。没有哪个政府可以一觉醒来拍拍屁股甩掉这些责任包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