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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的春天和西方的冬天

贝鲁特——2010年开始的阿拉伯之春运动、英国退欧公投、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当选以及整个欧洲极右翼势力的复苏有着很多惊人的相似之处。每种情况都涉及旧秩序的塌陷,而进步党派势力又太过薄弱乃至抵挡不住专制和仇外等执政形式的进攻。

2010-11年催生导致阿拉伯起义运动的日渐增加的对现状的不满其原因多种多样,而且反对派既采取了进步也采取了保守形式的反抗。中产阶级不满于在不负责任的精英手中丧失尊严。而年轻人则不满于相比他们父母一代未来变得尤其暗淡。伊斯兰教徒则煽动道德方面对社会伦理价值观丧失的抵抗。

在西方社会心怀不满的白人民众、流离失所的工人和沮丧的青年一代数量不断增加的情况下,这都是长期辩论中反复出现的主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经济自由主义挤出长久以来平等和社会团结原则的同时,造成了巨大的贫富差距,并因此侵蚀了许多西方国家的政治。

此外,全球化和技术创新对某些社会群体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而公共政策却未能成功地缓解这种损害。现在迫切需要对现行政策进行具有深远意义的调整,尤其因为气候变化正在对全球造成致命的威胁。

但需要做出什么样的调整,这些调整又该由谁来实施?到目前为止,发生在街头和投票站点的民众反抗未能建立起一套能解决政治、社会和经济问题的可靠的替代管理框架,现在的西方和中东社会正在被这些问题所吞没。

阿拉伯世界民众愤怒的爆发推翻了长期存在的政权系统。但老的独裁者竭尽全力防止就此产生有可靠力量的反对派。2010-11年革命缺乏领导,因此无法真正填补由此带来的政治空白。相反,军队、部族势力、宗派团体和宗教派别迅速登上了舞台。

埃及现在正在经历专制制度的复辟。也门、叙利亚和利比亚正深陷于内战的战火之中。黎巴嫩和伊拉克四分五裂。试图用大量撒钱浇灭地区怒火的石油生产商正在陷入巨大的财政赤字。土耳其也正在向强人执政靠拢;同时伊朗的进步力量也正在削弱。仍在向民主体制全面过渡的只有突尼斯;但即使在那里,经济改革也并不足以解决国家所面临的挑战。

中东地区新的独裁者正在通过沿宗派和身份界限分化民众这种分而治之的策略来巩固政权。由于普遍缺乏个人安全感,许多民众选择了宗派团体,而不是保障社会和公民权利的安全。

在当今的西方,没有真正建设美好未来实际计划的民粹主义政客正在仿效中东独裁者。他们通过煽动对“他人”——包括难民、穆斯林或外国恐怖分子——的恐惧并承诺以武力确保安全来攫取权力。一旦成功掌权,他们就开始以同样的方式来巩固统治。民主制度或许可以适应民粹主义执政;但就像我们已经在美国目睹的那样,这些机构很快将受到考验,并还没等到用尽各种手段就毫无悬念地遭到削弱。

国际关系方面也同样如此。由伊朗和沙特等敌对国家挑起的跨越国境的什叶和逊尼派分裂正在重新绘制中东的地缘政治版图,同样影响地区实力分布的还有外部力量干涉地区冲突。同样,西方民粹主义领导者正在破坏他们国家相对于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北欧的利益,并在无法提供任何接近可行的替代方案的情况下,挑战后1945年国际秩序。

此外,进步政治势力也无法提供这样的替代选择。在全球范围内占主导地位的理论已经发生变化。多数民众不再相信以经济活力、全球一体化和社会民主等进步来定义的未来。更为悲观的看法已经占据主导,这种看法认为全球化、无法驾驭的市场、劳动节约型技术创新和全球变暖正在侵蚀���们的未来。

能否在中东和西方重塑乐观主义将取决于知识分子、工会、进步党派和民间社会团体能否建立共同的政治基础并树立对未来的共同目标。这不仅需要对不断出现的问题提出全新的解决方案,还需要有可靠的方法来落实相应的民主变革。

最低限度,这个抵抗和革命的全新时代已经导致过去在黑暗中不断酝酿的问题完全公开化。我们因此了解经济政策应当以包容为导向;必须削减物质消费;同时保护民主制度不受财富集中和既得利益的负面影响。

可以肯定这些都是巨大的挑战;但如果我们能有清醒的认识,就完全可以开始采取行动。而且某个地区的成功可能成为其他所有地区的榜样。下一次成百上千万人走上开罗街头和平呼吁表达的权利,背后的促成因素或许不是西迪·布兹德的自焚,而是伊斯坦布尔发生骚乱、弹劾美国总统或进步政党在欧洲取得选举胜利。

翻译:Xu Binb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