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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垄断与媒体反垄断

伦敦—今年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正逢世界经济和金融精英的困惑时刻。尽管全球经济最近表现很好,但选民仍在反抗他们。

尽管存在一些早已众人皆知的挑战和弱点,但最近几年以来经济好消息层出不穷。自2009年以来,在全球化和技术进步的支持下,全球人均GDP每年增长2.5%——比大衰退开始前要低,但从历史上看仍然是相当高的水平。在过去35年中,全世界生活在贫困中的人口比例从40%下降到只有10%。

或许过去一年中最大的怨恨来自不平等性。但从全球水平看,不平等性正在下降。而尽管一些发达经济体内部不平等性有所上升,但升幅并不十分剧烈,绝对水平也仍然比较合理。

但这并不是普通公民看到的情景。据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的最新转型报告——该报告基于世界银行和EBRD(由我担任首席经济学家)进行的转型时期生活调查撰写——人们所感受到的不平等性远远大于正式数据(通常基于家庭调查得出)所勾勒的现实。

在34个有家庭受调查的国家中,有33个国家的绝大多数受访者认为过去几年中不平等性增加了。但正式数据小明基尼系数(不平等性的标准衡量指标)在此期间只是略有变动,其中大部分国家不平等性有所降低

你也许认为,当数据和感觉发生冲突时,获胜的总是数据。但是,在这个例子中,有可能是数据错了——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我们使用了错误的数据。与目睹街头的无家可归者和新闻中的亿万富翁的普通公民不同,作为计算不平等性指标的基础的家庭调查对收入分配中的最顶层和最底层的样本覆盖不够大。

由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收集的另一种数据或能提供关于当今不平等性的更加准确的图景:税收记录。这些数据表明,最近巨富人群的收入增长远快于其他人群。哈佛大学和法兰西学院(College de France)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及其合作者进一步确认了这一发现,他们指出,尽管富裕国家底层99%的人口之间的不平等性没有增加,但顶层1%已经绝尘而去。

皮凯蒂和其他人指出,财富向最顶层集中可能十分危险。如果政治制度薄弱,富豪大亨就能挥舞金钱“俘虏”政府官员,让经济监管规则向他们倾斜。有了新近获得的比较优势,他们可以积累不恰当的利润,将不义之财再投资于攫取更多不公平的租金(rent)。财富的集中将变得难以控制,假以时日,小企业家将被挤出。

当然,在政治制度足够强大的国家,即使是超级富豪也不能扭曲游戏规则。在这样的情况下,能积累最多财富的人是那些最有才华和最幸运的企业家,他们因为驱动惠及整个经济的创新和增长获得奖励。

不幸的是,在EBRD的36个成员国中,大部分国家的政治制度没有强大到这种程度。这反映在一个事实中:大宗商品和自然资源构成了EBRD国家大部分亿万富翁的财富,这表明资源租不仅是可以获得的,并且这些租没有被充分征税。

显然,需要遏制巨富的不公平政治影响力。最直接地,这意味着让政治献金而更加透明,加强监管的严格性和有效性。但这也意味着杜绝寡头利用媒体操纵政治为自己牟利。

路易吉·津加莱斯(Luigi Zingales)在2012年时 指出,寡头可以利用媒体所有权来巩固他们的政治地位,利用政治地位确保租金,再用租金为媒体提供资金。津加莱斯说,意大利前总理贝卢斯科尼就是个中高手。但许多前共产主义国家的寡头也在做同样的事。

一些寡头会说,他们拥有媒体比政府拥有媒体好,至少他们要与其他寡头竞争。这是无稽之谈。是的,让强盗或极权政府获得媒体所有权十分危险。但让可以互相勾结保护自身集体利益的寡头拥有媒体所有权同样危险——他们的利益可能与社会其他成员截然不同。

媒体是现代民主社会的基石。因此,媒体所有权应该是透明的,在理想情况下,媒体所有者应该禁止拥有其他资产。简言之,媒体应该受到与(比如)基础设施行业一样的反垄断政策的约束。

当然,这一反垄断政策将面临巨大的政治抵制。而即使这一政策得到实施,大亨们也将继续致力于通过(比如)定价不合理的广告合同影响媒体。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一些媒体可能会欢迎寡头的补贴,以此作为应对传统商业模式所遇到的挑战的方式。

解决这些问题首先需要有强大的独立监管机关。与此同时,透明和去政治化的公共补贴也有助于支持诚实的新闻媒体这一社会财富。

实施有效的媒体反垄断框架绝非易事。但这仍要比与失去了对民主和开放市场的信念的日益不满的群众斗争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