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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生素耐药性问题是“现在”还是“永不”的问题

伦敦—我们常常想当然地认为,我们所遇到的一切传染病都是可以治愈的,无比强大的现代医学将取得如同我们想象的那样的效果。

但想象一下另一个情景:你被诊断患上了有生命危险的传染病,这种病在几周或接个月前还是可治愈的,但你的治疗却至少需要两年,并且有好几个月每天都必须打针,还必须吃下14,000片药丸,忍受严重的副作用。你属于得到诊断和治疗的“幸运的”少数人,但你战胜病魔的概率仍然只有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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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人都不会讲这一情景与“现代医学”联系起来,但对于很多人——500,000人,并且还在增加——来说,这是一个悲剧的现实。这些人饱受多重抗药性结核病(MDR-TB)的折磨。多重抗药性结核病意味着药物丧失了对原本可治愈传染病的新菌株的杀伤力。结核病是目前全世界最致命的传染病,每年都有一百��多人因此丧生,而由于医疗供应商对此办法不多,多重抗药性结核病仍在中低收入国家蔓延。

多重抗药性结核病给各国公共卫生体系和经济造成了沉重负担,并且预示着富裕和贫穷国家都面临的抗生素耐药性(AMR)变得越来越普遍。如果不采取联合行动,其他常见传染病(如金黄葡萄球菌和大肠杆菌)的耐药性菌株也将变得越来越常见,对全球卫生医疗体系造成巨大冲击。

抗生素耐药性表现为现有抗生素无法起作用,它将导致不可治愈的传染病,令相对常规的手术,如器官移植或癌症化疗,变得更加危险。抗生素耐药性增加的人道和经济损失极易失控:如果不加遏制,2050年耐药性传染病将造成一千万人死亡,累计全球GDP损失高达100万亿美元。

要想扭转不利局面,唯有立刻进行有效响应。幸运的是,在本月初中国杭州举行的G20峰会上,世界领导人首次将抗生素耐药性列入G20集团议程,这表明国际社会已将抗生素耐药性视为全球经济繁荣与发展的真正威胁。G20还做出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努力重启停滞的新抗生素药物研发渠道(我们急需它们来替换已经无效的药物)、开展皮试以使临床医生更加有效地使用新抗生素。

本周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是全球领导层在抗生素耐用性问题上的又一次机会。该问题也是第一次列入联大议程,秘书长潘基文和世界领导人将召开重要高级别会议承诺直面日益严重的抗药性问题。

为了阻碍抗生素耐药性,联合国必须在G20所开启的工作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联合国是规模最大、最包容的全球治理论坛,也是唯一能够给予该问题所要求的资源和领导力承诺的机构。但联合国必须采取一些关键步骤才能取得效果。

首先,联合国成员应该开始整合各个监管机构和相关行业的抗生素耐药性应对措施,包括医疗业、农业、金融业等。地位独特的联合国能够助各国一臂之力。联合国可以召开世界领导人会议、促进全球经济和社会问题上的国际和跨组织合作、利用其自身机构的力量动员全球资源遏制看胜诉耐药性。

其次,要让局面可控,联合国应该制定基于可测结果的明确的基准,并且应该承诺每两年将抗生素耐药性列入脸大议程一次。这将形成一个衡量全球进展的框架,同时也释放出强烈的信号表明联合国对此将做长远打算,抗生素耐药性应该成为下一任秘书长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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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联合国应该任命一位抗生素耐药性特使以确保未来多年的持续进步。特使应该具有高级别地位,获得授权与国家和多边治理机构合作以保持与抗生素耐药性斗争的势头。

现在,我们可以谨慎乐观地认为抗生素耐药性问题终于获得了应有的国际关注。但国际关注很有可能是一阵风,我们经历过多次从前和当下关于传染病的争论,对此早已见怪不怪。如果我们不能保持对领导人的压力,所有人都将承担极其可怕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