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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合作问题生死攸关

伦敦——最近英国投票脱欧所产生的不确定性已经严重冲击全球市场,而且一直牢牢占据着报纸的头版头条。但当我们准备迎接新的政治考验时,绝不能忽视我们已经面临的挑战,尤其是与经济效益和政治稳定不相称的细菌耐药性上升(AMR)所带来的全球健康挑战。

现在的情况是,每年约有700,000人死于耐药菌感染。截止2050年,该数据可能上升到每年1000万,累计给世界GDP造成的损失高达100万亿美元。

Erdogan

Whither Turkey?

Sinan Ülgen engages the views of Carl Bildt, Dani Rodrik, Marietje Schaake, and others on the future of one of the world’s most strategically important countries in the aftermath of July’s failed coup.

为避免出现这样的后果,今年5月,我所领导的《细菌耐药性上升评论》公布了应对上述感染的策略,就确保必要的新抗生素开发和将现有抗生素更有效的用于人类健康和农业生产提出了建议性方案。在我们所建议的十大干预措施中有4项尤为重要:

·       发起一场针对不同地区特点的全球运动,以提高对细菌耐药性上升问题的公众认识。

·       通过为成功新药的研发企业提供一次性市场准入奖励解决目前新抗生素研发领域的市场失灵现象,同时确保全球都能公平地享受到研发成果。

·       推进创新并改善诊断技术应用,以支持抗生素的高效应用。

·       落实旨在减少农业及人类医疗领域抗生素不必要应用的国别目标。

随着最终报告的完成,评论将继续直接敦促国际政治领导人采取行动。比方说,作为评论的主席,我最近在日内瓦召开的世界卫生大会上与纽约和华盛顿的联合国及美国决策者讨论了我们的建议。

在上述讨论中,引人瞩目的是决策者对细菌耐药性上升危险有着越来越清醒的认识。短短两年前,耐药菌感染的话题往往会遭遇像“AMR是什么?”或“财政部长为什么要负责一场医疗危机?”这样的提问。很少有人理解这一挑战的规模和多面性;以及全面采取措施的必要性。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最初邀请我领导《细菌耐药性上升评论》时我也曾经问过自己类似的问题。

自那以后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形形色色经济和政治���制国家的决策者正在参与解决细菌耐药性上升问题,其中某些国家已经在采取针对性措施。所有这些都给人们带来了希望,2016年可能会启动真正的变革。

但希望是一回事;行动则完全不同。虽然高层就细菌耐药性上升问题举行的会议和讲话传达了正确的精神,但如果从今年9月召开的二十国及联合国峰会开始,我们不能成功将现有势头转化为具体行动,那么会议和讲话就没有任何意义。虽然最近的讨论表明上述会议很有可能达成协议,但上述协议能否匹配问题的规模仍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

在20国峰会上,必要的协议应着眼于制定一套全球机制,为经济实惠、使用方便高效的全球新抗生素市场重新注入活力。而联合国的目标应当是真正落实“使用方便而非过剩”的口号,签署一份减少农业不必要使用抗生素的协议,并发起一场全球宣传运动。为新抗生素及诊断方法研发投入更多资金以应对细菌耐药性上升同样至关重要。

重要的是,协议必须长出牙齿。各国应自主制定目标以适应自身独特的需求和环境,但必须加入某些条款,以确保各方尽到自己的努力。首先,应当把解决细菌耐药性上升问题纳入更广泛的经济发展战略,其中包括落实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此外,应定期衡量目标的进展状况,这不仅是要让决策者、企业和医疗系统各负其责,也是要让他们的成功可以被其他国家所仿效。要想达到目的,我们或许需要计算细菌耐药性上升影响的全新指标。虽然这听上去技术性很强(事实也的确如此),但现实情况是最著名的细菌耐药性问题专家认为确定共同指标可以改变各国制定其自身目标的方法,并使我们在未来若干年内能够更好地衡量进步。

最后,为了防止政治目标和人物变化,我们需要在抗击细菌耐药性上升过程中设置不变的倡导者。比方说,可以指定一名联合国细菌耐药性上升问题特使,负责持续宣传解决问题的重要性以及监督各国完成自己的目标。没有这样对解决细菌抗药性上升问题一以贯之的提醒,更不要说及时公布进展状况,世界各国就有可能受到其他问题干扰,从而错失这次推进必要改革以阻止耐药菌感染上升的转瞬即逝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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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几年来,政府、企业和国际组织在应对细菌耐药性上升问题上已经取得了重大进步。但现在需要我们做出真正艰难的决策。如果想要避免细菌耐药性上升这场慢动作车祸,我们的领导人必须立即采取规避行动。我们知道应该做些什么;现在我们必须身体力行。

翻译:Xu Binb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