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eng77_2_Justin_Merriman_Getty_Images Justin Merriman/Getty Images

美国之怒

香港 - 很多人将当前西方民粹主义反动归咎于极右翼。极右翼承诺响应工薪阶层之恨,通过煽动恐惧和鼓励极端倾向来赢得选票。但在指责领袖利用大众之怒的时候,许多人忽视了愤怒本身的巨大影响,愤怒指向过去三十年中财富急剧膨胀的精英阶层,而相比之下,中产和工薪阶层的财富却不见增长。

两项最新研究直击当前问题的核心,尤其在美国,但世界其它国家亦然。在新书《尾旋坠落》(Tailspin)中,记者出身的作者史蒂文·布里尔(Steven Brill)指出,美国的自由民主制度已经与其推崇的社会目标脱节,因为它们只保护一小撮人,而以自由市场的名义放任其它脆弱群体遭受掠夺。在布里尔看来,这是美国英才制度的后果:最优秀、最聪明的人有机会爬到顶端,但随后就把登天梯子撤掉,以便能够把持民主机构,并利用它们固化自己的特权。

马修·斯图尔特(Mathew Stewart)对此表示赞同,他指出:“英才阶层精通巩固财富的老伎俩,康非英才阶层子孙后代之慨将特权传递给自己的后代。”斯图尔特发现,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底层90%的人所持有的财富比例达到了历史最高值,为35%;三十年后,他们的财富比例下降到20%,而他们所损失的财富几乎全部流向了顶层的0.1%。中间的9.9%——斯图尔特称之为“新美国贵族”——构成了从前所谓的中产阶级。在1963年,底层90%的人口需要让其财富增加六倍后才能成为中间阶层的9.9%;但到了2010年,从底层90%跳到中间阶层9.9%,他们需要让财富增加2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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