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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排放任务

达沃斯—地球警报在拉响。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2013年报告明确指出,最有可能的罪魁祸首是我们在过去半个世纪中所排放的二氧化碳。我们需要更更鲁棒的全球变暖应对方针才能避免灾难。与最近的金融危机不同,地球气候可没有援助选项可选。

三年前,在坎昆联合国COP 16气候变化上,各国同意在2020年把排放量降低到足以阻止全球平均气温比工业化之前高2℃的水平。但是,联合国的估计表明,当前趋势只能让世界完成这一目标的25—50%。

Chicago Pollution

Climate Change in the Trumpocene Age

Bo Lidegaard argues that the US president-elect’s ability to derail global progress toward a green economy is more limited than many believe.

这就是我呼吁所有政府都应该提高决心、以到本世纪下半叶实现化石燃料零净排放为目标的原因。没有能源经济的全面变化,这一目标就不可能实现。

本周,欧盟委员会公布了2030年能源和气候目标——欧盟温室气体排放量将在1990年水平的基础上下降40%,27%的能源将来自可再生资源。这是极其重要的一步,其他国家也应该效而仿之。

诚然,我们将面临巨大的障碍。三分之二的发电量和近95%的能源用于运输系统,并且来自化石燃料。我们的能源安全日益系于勘探非常规化石燃料存量(如页岩气),美国尤其如此。在很多领域,碳密集技术仍比低碳替代方案更有利可图。囿于现金问题的政府继续鼓励油气勘探,部分原因是这样能让它们获得租金,其数量足以占到岁入的很大一部分。

但变化的可能仍在。在政府所做的气候变化承诺和它们通常不一致(更不用说相互矛盾了)的政策之箭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即使政府摆出一副支持更绿色技术的样子,也常常会突然改变甚至逆转政策,让企业不愿投入大量资金,甚至根本不把官方说辞当回事。

我认为,如果能在三个问题上明确方向,我们可以实现巨大且快速的进步:

给碳定价。通过给碳成本定价,我们可以管理它的使用(或禁用)。40多个国家已经实施了某种形式的碳税或排量交易机制。交易机制通常具有更大的政治吸引力,因为它们可以灵活安排(尽管它们的设计和实施可以在很多方面有所改进)。但我们的步子可以更大一些。一些政府成功地引入了碳税而没有对增长产生消极影响,我们应该鼓励更多的国家走这条路。

削减化石燃料补贴。经合组织估算,2005年到2011年间,其成员国的化石燃料补贴每年可达550—900亿美元。国际能源署估算,2012年全球化石燃料补贴增长了5,440亿美元。这些补贴的大部分都应该被取消;能源业不需要更多的国家援助来烧化石燃料(而在发展中和新兴经济体,补贴大多效率低下,可能也不是帮助穷人的必要办法)。

明确政策。政府必须纠正能源战略的不一致性,考虑能源战略与广义经济政策的联系,并停止向消费者、生产者和投资者释放互相矛盾的信号。特别地,政府必须评估是否实施了正确的监管安排以便于清洁能源投资可以根据风险-回报的基础上参与竞争。这对于让投资者趋向气候友好型方案至关重要。

经合组织将做好分内之事。为了更准确地理解和比较不同国家的表现,经合组织经济调查现已包括气候政策的数据和分析。到2015年,我们预期将能产生关于正在取得的进步和经合组织和所有主要新兴经济体仍需面对的挑战的清晰图景,并且向这些国家给出关于它们如何切实提高政策的目标和成本效益的建议。

这些步骤将放出一个信号,要实现零净排放的目标,排放价格必须大幅提高。转变绝不是无成本的,政府必须诚实地向选民公布其社会和经济影响。但低碳的、气候恢复力强的世界必然能够提供新的经济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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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从长远看,替代方案——不作为,或作为不足——的代价要大得多。比如,飓风放低给美国造成了相当于其GDP的0.5%的损失。2050年,全球沿海城市每年的防洪支出可能增加到500亿美元以上。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局面更加困难:2013年袭击菲律宾的台风海燕便是一次惨痛的教训,提醒我们穷国在气候变化面前是多么脆弱。

如果世界想避免与大自然的碰撞——人类在这场碰撞中绝无获胜可能——我们就必须在各条战线上果断采取行动,特别是在碳定价和经济和能源政策的一致性上。并且我们必须马上采取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