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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的抗议力量都到哪去了?

发自伦敦—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antimicrobial resistance)问题所造成的威胁正在被气候变化的威胁所掩盖。尽管这一问题与气候变化问题之间可以说具备同等的重要性,但它却并未引发类似水平的公众关注。

在这方面存在一个很显而易见的原因:气候危机正变得日益明确。如今热衷于议论天气的可不仅仅是我们英国人了。从欧洲的热浪到南非和亚洲的干旱,再到巴西、印尼,加利福尼亚和悉尼郊外的野火,气候变化的影响无处不在。而这些持续出现的图像则催生了一股公众舆论狂潮。在诸如格蕾塔·通贝里(Greta Thunberg)和灭绝叛乱(Extinction Rebellion)等气候运动分子和组织的助推下,企业领导人和政策制定者如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注气候变化。

但是在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尤其是对标准抗生素不断增加的耐药性方面又是何种境况呢?如今世界各地的媒体仍然经常引用我在2014~2016年间所领导的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问题独立检讨委员会所得出的两个重要结论。如果我们不减少对非必要抗生素的依赖,并成功开发新的抗生素(或疫苗这类替代品),那么到2050年每年由相关耐药性引发的死亡人数可能会达到一千万,而在经济方面的总成本(2015~2050年间)可能突破100万亿美元。

我还未能对气候变化实施同样水平的分析。如果我们无法妥善解决这个问题,人类所付出的生命成本和产出损失或许会比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相关的成本更大,更小或大致相同。但不管最终数字大小,我多年来一直认为从严格的风险管理角度看来应对气候变化是一个常识。如今公众对气候问题的认识日渐增长,围绕着绿色能源,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的新财富投资机会也不断涌现。实际上我们或许正需要对替代性食品,可再生能源和低碳运输系统的大规模投资来拉动自2008年危机以来一直苦苦挣扎的经济。

除了气候变化外,还有与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危机并行的另一个事件:2014~2016年间西非的埃博拉疫情。来自世界各地的政策制定者和公民社会组织迅速有效地应对了这一流行病,这主要是因为该疫情即使在西方国家也都连日占据了新闻头条。美国人沉浸在了可能感染埃博拉病毒的(非理性)忧虑之中,成千上万的西方人取消了海外旅行,同时要求政策制定者行动起来。

最终,这场疫情在受其影响最大的国家/地区夺走了不到1.2万人的生命。这无可否认是一个可怕的数字,但却实际低于同期欧洲因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导致的死亡人数。正如我们的评论所指出的那样,截至2016年,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每年在欧洲令到2.5万人丧生(美国的数字与之近似)。当前我们引用的相同信息来源所报告的每年死亡人数为3.3万,这表明与耐药性相关的并发症和死亡的增长速度比我们预计中要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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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埃博拉疫情的估算成本为530亿美元,超过了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问题独立检讨委员会所提出的29项干预建议所需的金额。我们估计如果要避免上述2050年的惨状,在十年时间里需要投入420亿美元。但除了一些来自政府和多边组织的公开声明外,对于这种事关人类福祉的生存威胁几乎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耐药性的格蕾塔都到哪里去了?

可以肯定的是,随着新法规的出台以及消费者对无抗微生物药物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在某些西方国家中农业抗微生物药物的使用似乎有所减少中国印度都禁止在农业原料中使用黏菌素(一种对人类至关重要的最后治疗方案抗生素)。但是我们正在迅速耗尽可用于治疗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感染的相关药物,鉴于相关研发存在财务风险以及缺乏确切回报,制药企业都放弃了该领域的工作。

但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投资者以及各企业董事会将越来越多地考虑如何使自身投资组合和商业模式更具社会责任感,尤其是通过摆脱化石燃料的使用。这种讨论是人们最喜闻乐见的。但什么时候我们才能看到让资本撤出那些拒绝支持新抗生素开发的制药企业或未能投资以防止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发病率迅速上升的国家的类似推手呢?

鉴于在此问题上行动的缺乏,现在是时候开始促使各国在死亡证明上将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列为死亡原因之一。而且就其本身而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需要在其国家层面的评估中开始对各国卫生系统进行分析,正如它已经在应对气候变化准备工作方面所实施的那样。

现在,采取气候行动的全球浪潮具备了一种我们在金融上称为动量贸易的力量。而与此同时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似乎还停留在我们所谓的价值陷阱之中。但它不会永远留在那里。 总有一天,它会以某种方式让自己天下皆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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