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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错乱的美国民主

纽约—1831年,法国自由派贵族托克维尔访问美国。名义上,他是为了写一篇关于美国“开明”监狱系统(最新的概念是将犯人如同忏悔的僧侣那样关押在单间中)的研究。结果,这次美国之旅造就了托克维尔的名著《论美国的民主》,在这部著作中,他对美国公民自由大加推崇,将这个世界上第一个正宗自由民主与旧世界的制度相比较,认为后者不如前者。

但托克维尔也有严重保留。他认为,美国民主的最大危险是多数人的暴政,美国式生活中令人窒息的思想顺从,令人压抑的少数派观点和异见。他相信,任何无限权力,不管是个人暴君还是政治多数,都注定要在一地狼藉中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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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多数规则的角度讲,民主需要约束,一如其他所有制度的政府。因此,英国混合了当选政客的权力和君主特权。同样因此,美国人至今仍珍视宪法对政府权力的分割。

相反,在法国共和制度中,国家代表所谓的人民的意志。结果,它的权威约束较小,这也许解释了法国街头示威乃至群众暴力更为频繁。事实上,这些剧变是对正式权力的非正式制衡。

托克维尔还指出了美国制度的另一个约束来源:宗教的力量。人类的贪婪,以及走极端的诱惑,被共同的基督教信仰的影响所中和。在美国,自由与宗教信仰密不可分。

今天的美国政坛景象似乎让人们质疑托克维尔的观察。或者说,许多志在总统之位的共和党人的言论与托克维尔在1831年的所见所闻南辕北辙。宗教和自由仍然时时挂在嘴边,但常常是用来推动极端观点。宗教少数群体遭到压迫。天启恐惧兴起。党同伐异被煽动。所有这些打着上帝的名义。

当然,美国并不是唯一的边缘煽动着正在毒害主流政治的国家。在西欧,宗教语言比以前更少听到了,但在东欧、土耳其和以色列的一些地方,情况正好相反。民粹主义的意义在民主世界各地都差不多:自由精英要为我们的所有问题和焦虑负责,不管是欧洲难民危机还是全球经济不平等性,不管是“多元文化主义”还是激进伊斯兰教的崛起。

民粹主义正在敲响警钟,因为主流政客越来越难以找到令人信服的方式阻止它的崛起。正确地担心恐惧政治的人喜欢假设民粹主义是民主本身的威胁。不信任精英导致不信任制度,而期盼伟大领袖让我们摆脱职业政客的自私将导致新形式的暴政。

这也许是真的。但是,事实上,陷入重围的其实并不是民主。从某种角度讲,许多社会比从简更加民主了。唐纳德·特朗普现象所表现的正是旧政党格局可以被当红外部人士颠覆。社交媒体也让绕过传统权威滤网(如严肃的报刊或杂志)成为可能,直接发布任何观点。

私人财富左右公共观点的力量也在干扰传统秩序,特别是在美国。反精英主义可以通过巨大的个人财富煽动,因为精英主义更大程度上由教育而非财力定义。

被民粹主义信念激怒的人民对自由派教授、聪明的银行家或怀疑派记者的愤怒要大于他们对亿万富翁的愤怒。(总统奥巴马的精英教育和他的肤色——或者说,是两者的结合——给她带来了如此多的愤怒。)

与此同时,人民比以前有了更大的力量选举渴望权力的恶棍。和充斥互联网的野蛮观点一样,这些人物也不再被传统政党精英压制。

稳步消退的不是民主,而是托克维尔认为是自由政治起作用的关键的约束。民粹主义领导人越来越把多数人选择了他们作为碾压一切政治和文化异见的通行证。

托克维尔的噩梦还没有在美国的现实中出��,但俄罗斯、土耳其、匈牙利(也许还有波兰)的情况已经与此不远。甚至以色列——尽管它存在诸多显而易见的问题,但一直是强大的民主国家——也在走向这一方向,政府部长要求作家、艺术家和记者证明其“国家忠诚”。

很难说传统精英如何继续保留任何权威。但我认为托克维尔是正确的。没有编辑,就不会有严肃的新闻。没有由经验丰富的政客领导的政党,娱乐和政治的界线就会消失。不对大多数人的偏好和偏见加以限制,就会让党同伐异成为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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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怀旧或势利。这也不是恳求信任任何拥有权威“气场”的人。对精英的愤怒并非总是不公平的。全球化、移民和世界主义符合受到良好教育的少数群体的利益,但有时会牺牲没有特权的人的利益。

但是,托克维尔在19世纪30年代所发现的问题在今天的意义比以往更大。自由民主决不能退化为民粹主义竞争。对多数人统治的约束是保护少数群体的必要条件,不管是种族少数群体、宗教少数群体还是知识少数群体。当这一保护消失时,我们最终将失去作为民主应有之义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