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民主与软实力

坎布里奇—在最近一次跨大西洋外交专家会议上，一位欧洲朋友告诉该组织，他曾经对美国硬实力的下降深感忧虑，但现在已经鼓起了勇气。而另一方面，他现在更担心内部事务，及其如何影响美国外交政策背后的软实力。他的担心究竟有没有道理？

智慧的政治领袖很早就明白价值观可以创造动力。如果我能吸引或说服你做我想要的事情，那么我就不必强迫或者付钱给你。如果美国（或任何国家）能够代表其他人认为有吸引力的价值观，就不必动用大棒和胡萝卜。美国的软实力部分取决于美国文化和外交政策对他国的吸引力；但这也取决于我们的价值观，以及我们在国内践行民主的方式。

国际民调显示，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任期对于美国的软实力产生了不利影响。这部分由于特朗普回避盟友和多边机构的本土主义外交政策、及其政府面对2019年新冠疫情所采取的无能举措。但特朗普2020年大选失利后企图破坏政治权力的有序过渡对于美国的软实力而言更具破坏性。2021年1月6日，就像共和党参议员本·萨斯在描绘国会大厦入侵时所说的那样，“全世界最伟大的自治象征遭到洗劫，而自由世界领袖则胆怯地躲在键盘后面，在推特上发文反对副总统履行自己的宪法宣誓义务。”

这震惊了美国的盟国和其他国家，并因此导致了美国吸引力的下降。美国的软实力还能否恢复？

这已经不是第1次了。美国存在严重的问题，但它过去也有能力保持韧性和推动改革。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种族主义遗存助长了主要城市暴乱，而反对越战的抗议活动也变得越来越暴力。炸弹在大学和政府大楼内爆炸。国民警卫队在肯特州立大学杀害了抗议学生。我们亲眼目睹了小马丁·路德·金和两位肯尼迪的暗杀过程。以乔治·华莱士为首的民粹主义煽动者卖力地煽动仇恨。但在短短10年内，国会就推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杰拉尔德·福特的诚实、吉米·卡特的人权政策和罗纳德·里根的乐观主义助推了美国吸引力的复苏。

此外，即使抗议者们在世界各国的街头游行，谴责美国的越南政策时，他们也更有可能唱着“我们终将胜利，”而不是“国际歌。”这首民权运动的圣歌表明美国的吸引力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其公民社会及其自我批评和改革的能力，而并非来自于其政府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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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硬实力资产（如武装力量），许多软实力资源独立于政府，在吸引他人时不受政治影响。以独立女性或得到赋权的少数民族为主角的好莱坞电影和流行音乐可以吸引他人效仿。美国多样化的自由媒体、其基金会的慈善工作及大学的研究自由也是一样。美国的企业、大学、基金会、教堂和抗议运动获得了属于其自身的软实力，并可以强化他人对美国的看法。

尽管和平抗议能够诞生软实力，但1月6日国会大厦内外的暴徒却根本不是和平的。那天发生的事令人不安地表明特朗普加剧了政治两极分化，迄今为止他仍在这么做，其选举结果遭窃取的神话在共和党内已经成了一种立见分晓的测试办法。

平心而论，早在2016年特朗普当选之前，美国就发生了政治上的两极分化。特朗普的创新之处在于利用并进一步加剧了本土民粹主义，并以此为政治武器来控制共和党，借助其支持者的大规模抗议来威胁共和党国会议员听话。时至今日，不少人仍不敢戳穿他关于2020年大选的谎言。但幸运的是，在联邦体制下，许多州官员和立法者顶住了特朗普的压力，拒绝帮助他“搜寻”选票。有些悲观主义者担心今后是否仍将这样。

对那些哀悼美国民主制度消亡的人们而言，重要的是要牢记2020年大选前所未有的投票率推翻了一个煽动者。大选结果在由独立司法机构监督的60多起庭审案件中得到支持，其中也包括一些特朗普的任命者。国会最终也认证了选举结果。

这并不是说美国民主制度一切正常。特朗普的总统任期侵蚀了一系列民主规则。两极分化持续存在，而多数共和党人也相信他关于大选的谎话。社交媒体商业模式因过分依赖吸引用户“参与”的算法而加剧了现有的两极分化，而脸书和谷歌等企业仅仅在公共舆论和国会听证会的压力下才慢慢开始采取对策。

与此同时，悲观主义者过去曾低估的韧性仍属于美国文化。美国软实力最主要来源于和平抗议权、独立法院和新闻自由。即使错误的政府政策削弱了美国的吸引力，但其自我反省和自我纠错的能力却能在更深层次上吸引其他国家。就像我对持怀疑态度的欧洲朋友所说的那样，价值观会发生代际变化，而希望来源于年轻一代。